周雁 2002-10-13
    

印度波帕尔事件

发布时间: 2007-8-27 16:19    作者: gev    来源: 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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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波帕尔事件

 

主讲人:周雁

 

 

 

今天,是印度波帕尔事件18周年纪念日。我的介绍分三个部分,一是介绍博帕尔事件本身以及十八年来的进展;二是介绍一下绿色和平介入博帕尔事件的初衷和我们针对博帕尔事件做的一些行动;三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和思考。

博帕尔事件是一起剧毒气体泄露事件,发生在当时的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建造的农药厂里。事发三天内就有数千人死亡,最多的估计是8000人。有大概50万人的身体受到损伤,主要是肺部和呼吸道这方面受到损伤,到目前的18年间已经有两万人直接因此失去了性命。

事发后多方的反应很不同。首先是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把这件事情的责任推到当天值班的一个印度工人身上,说是由于他的操作不慎,使得水和MIC反 应带来的泄露。但是官方实际调查证实是联合碳化公司的安全系统有问题,而且它的预警系统根本没有运作,或者说被关掉了,而且事情发生后,他们没有及时通知 当地的居民进行补救措施,所以带来了这么大的损伤。大家看到的图就是当时工厂的情况,中间这块就是带来泄漏问题的储备塔。这个图是一个法医,他手里的照片上是他验尸过的人,这只是死去的人中非常少的一部分。

 

 

波帕尔事件事发之后,18年间存在非常多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件事情的赔偿情况,印度政府在85年提出赔偿30亿美元,但是在1989年,印度政府和美国联合碳化公司达成了协议,实际赔偿只有4.7亿美元,这个4.7亿的概念等于每个毒气直接受害者只能得到大概500美元,我们比较艾克森美国公司在阿拉斯加的石油污染事件,那时候是给每只水獭清理石油就用掉900美元,从这个事情来看是人不如兽。到了1991年印度政府又要求联合碳化来建立一些医院,因为当时受害者的医疗碰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但几经周折后,联合碳化只同意用它在波帕尔的农药工厂的股权出售得到的钱做这个医院,而且这个医疗基金是由联合碳化在英国派一个人来完全掌控,就是黑箱操作。

再有法律问题上。在事发后的第四天,联合碳化的CEO安德逊进入了印度,当即被捕,因为他是NO1的罪犯,但是他交了保释金之后回到了美国,从此就在印度人民的眼里消失了,再也没有踏上印度的国土。他退休以后在美国隐藏起来,过起了安逸的隐居生活。实际上他后来接到了美国和印度向他发出的逮捕令,但美国政府一直推脱说找不到安德逊,于是他一直没有出现在关于波帕尔灾难的任何法庭和审讯过程中。

这件事情后,连续几年印度一直要求对波帕尔这个工厂和它在美国弗吉尼亚的姐妹工厂做一个安全系统的比较,因为印度方面觉得,联合碳化公司在安全系统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双重标准。但直到1992,美国才同意做两个工厂安全系统的比较。得到的结果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弗吉尼亚工厂的安全系统保险系数要比波帕尔工厂高得多得多。  

1992年法庭正式发出通缉令和逮捕 令,列出博帕尔事件十数名罪犯的名单,其中第一个名字就是安德逊,其他的主要罪犯还包括联合碳化的两个官员,刚才说到的事发当天值班的印度工人和美国联合 碳化公司、联合碳化香港公司和联合碳化印度公司,前十名罪犯中的大多数从未在法庭上露面。到了2001年,联合碳化被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陶氏化工(DOW)并购,“联合碳化”就消失了,它成功地遁形,想和令它焦头烂额的博帕尔事件脱离干系。虽然,陶氏化工用93亿 美元买下联合碳化公司,实际上是买下它所有的资产和债务,但是它拒绝为博帕尔事件承担联合碳化应该继续承担的任何责任,也拒绝做任何进一步的补偿。陶氏化 工的发言人称:“陶氏化工不会为一个所并购的公司十几年前所做的事情负责,我们没有任何责任,而且陶氏化工还认为联合碳化已经履行了它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履 行的职责。

当地的污染和健康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因为事发时MIC巨毒气体的污染以及长期的影响,当地的地下水和土壤已经被非常严重地破坏。而且当地的医疗健康情况很差,有几十万人因这一灾难身体受到伤害。

1994年,来自各国的专家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波帕尔医疗委员会,十几位专家都是义务来工作的,其中也包括一个中国的专家。委员会到波帕尔对病人直接进行了一些治疗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到1994年是10年),在受害者的身体里还遗留着数十种有毒物质,而且这些有毒物质不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只可能是因为MIC毒气泄露事件带来的。可联合碳化公司却以商业秘密为理由,竟然从来没有把他们对MIC气体的研究以及他们对MIC气体医疗的建议和信息告诉给波帕尔的人民,以至于极大地延误了整个医疗过程。

当地社区的状况也非常悲惨,很多年轻的女子因为受到毒气损害根本没办法嫁出去,而大家知道,在印度一个女孩子嫁不出去是最大的耻辱。另外有很多孩子,因事发时怀着他们的母亲中毒,所以他们生来就背上了一辈子的病痛。另外,当时的毒气还造成了孕妇极高的流产率。

 

此外,印度波帕尔人民不但受到美国、其他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歧视,他们也受到印度其他地区人们的歧视,受害者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极大地下降了。

今天的波帕尔事件有什么进展呢?最近我们终于找到了灾难的首犯安德逊,美国政府一直说找不到他。今年八月份,我们绿色和平在美国的同事和英国镜报的记者,只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就找到了安德逊位于弗吉尼亚的非常安逸的豪宅,安德逊接受采访的时候对此事一言不发。而就在今年5月 份,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印度政府中央调查局向印度法庭提出要把安德逊从“有罪杀人”的控罪降低到“过失伤人”,如果真的能够降低到过失伤人的话, 就不需要把安德逊从美国引渡到印度了。还好,七月底,印度波帕尔法庭驳回了印度政府的申请,现在对于安德逊从美国向印度的引渡正在进行,当然因为各方面利 益的权衡,进展速度非常缓慢。

从联合碳化公司的角度来看,今年11月,联合碳化的一些罪证陆续曝光。他们一直声称他们的气体对当地的地下水和土壤没有带来问题,另外,他们一直说他们的安全系统没有任何问题,但11月份的时候,发现联合碳化几十年前的内部资料和90年代的一些资料,表明他们说的都是谎话。有照片为证,就是找到的联合碳化内部文件,包括安德逊的签名。文件表明1973年他们在波帕尔工厂的安全设施鉴定时,已经发现技术上是有风险的,可能会带来问题,但是他们仍然签了字,决定启用这套有问题的安全系统,11年之后悲剧就发生了。

另外,陶氏化工的情况:陶氏化工一直在拒绝赔偿,大家可以看到图上是受害者代表,把扫把送给陶氏化工的人,意思就是 说,博帕尔灾难带来的有毒物质还遗留在当地的工厂原址,危害着当地人民,陶氏化工有责任清扫。照片上陶氏化工的代表看着受害人递过去的扫把,但是他们没有 采取任何行动。

 

最近,国际社会对波帕尔事件也有很多的关注和声援。南非地球峰会前后,就有数以千计的人参与到了波帕尔事件的绝食抗议中。美国的一个女渔民,名叫戴安,她在南非峰会期间把自己锁在南非的陶氏化工工厂70尺的高塔上进行示威,要求陶氏为波帕尔负责。但当时到场的陶氏化工发言人凯茜对戴安的抗议的回应是:500美金对于一个印度人来说已经够多的了。

 

有趣的是,自从911之后,印度和美国 两方面都把波帕尔事件联系到了“恐怖主义”上去,但这两方面的解读完全不一样。印度当地人的示威活动和标语中,人们可以看到,她(他)们把安德逊和本·拉 登是放在一起比照来看。本·拉登带来了几千人的死亡,安德逊和这个跨国公司带来了两万人的死亡。但是一边受到美国用巨额奖赏的缉拿,另一边美国声称找不 到,实际是包庇。从受害方看,一边每人得到了100万美金,还有更多的其他赔偿;另一边每人只得到了500美金。

看到这些,我们想提出的是,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恐怖主义?环境恐怖主义?美国方面的解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911后,美国军方对波帕尔网址做了比原来多得多的访问。他们在考虑,恐怖组织会不会借鉴博帕尔的“经验”,用生化和毒气作为对美国下一次行动的武器,所以美国是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的。

下面我介绍一下绿色和平在波帕尔做的工作。我们第一步做的是科学研究。我们联合一些科学机构和我们已有的科研中心对当地的地下水和土壤做了抽样科学调查。对当地所有水资源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当地水中好几种有毒物质的含量比美国食用水要高出50倍以上,也就是当地的水其实完全不能饮用。

第二步工作是“现场见证”,也就是说我们向外界发表的声音一定是我们亲眼看到的。然后我们将所见证的事实向全球曝光,让全世界明白事实的真相,运用国际压力影响企业行为。

第三,我们参与当地的社区行动。比如社区的清洁行动,和当地的NGO以及民间组织合作起来做。我们给社区的居民和孩子做有关污染方面的教育。我们最近在做“设置路标”行动。因为当地有非常严重的污染地点,我们就和当地的孩子一起去取样,一起制造路标,给当地居民提供警示信息。很多孩子已经不知道在他们身后,就是带来2万人死亡的工厂遗址,不知道他们呼吸的空气和用的水和土壤都是有毒的。我们告知他们之前,他们根本没有途径知道真相,或者知道真相也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我们也给当地居民做一些生态和污染方面的活动和教育。

为什么绿色和平要介入波帕尔这个事件?为什么我们也觉得这一事件对于中国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第一就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责任问题,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营利的同时应该承担怎样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他们对当地社区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到底应该做怎样的考虑,并应该怎么把这些考虑结合到自己的企业运作和环境策略中去?

第二我们还关注,发展中国家当地的法律、保险赔偿机制和国家相关制度安排,能否确保在潜在危险和污染发生的前后,都能使当地污染受害者的权益得到保护?

第三我们要看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包括我们中国,当环境和发展存在潜在的冲突时,我们自己怎么把握、评估和选择。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工厂可以生产,什么项目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还有就是,.NGO和媒体应该起到多大的作用,应该如何介入?

我们渴望今后能和来自各个领域的朋友们有更多的合作与交流。我相信,多方的建设性对话和合作、以及本土关怀,是使得类似波帕尔这样的事件不再发生的最基本保证。

 

周雁

1999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获经济学硕士,19998月至20018月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学习兼任助教,20019月至20026月任职于国际咨询公司Wilson Learning 北京办事处,20029月至今任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新闻与公共事务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