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27
十一月二十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专题报道：
1、走在德国的河边之四——为了家乡的河
特别推荐：
2、德国供水水源与供水安全简析
环境资讯：
3、新华网： 亚洲"生态屏障"滇西北地区逾1/4面积被列入保护地
4、中国经济网： 风能可助全球减排百亿吨二氧化碳
地方信息：
5、河北信息： 八部委环保专项行动取缔关闭企业763家
6、中国新闻网： 广西环保与银监联手 对污染企业进行“断奶 ”
重大水事：
7、新华社： 三峡库区加紧地质灾害治理(组图)
污染信息：
8、人民图片网： 湖北宜昌岸边工厂排出污水直进长江(图)
9、半月谈： 污染——青海湖畔的冷面杀手
环保人物：
10、中国经济时报： 王建：从官方到民间 脱不掉的环保情结
绿色访谈：
11、搜狐绿色： 李皓：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要尽快与国际接轨
民间环保：
12、瞭望东方周刊： 徒步北京乐水行 细读河流变迁
民间视点：
13、中国经济时报： 冯永锋：是不是罚得重就能阻止向水排污？
深度报道：
14、新华社： 五大连池遭污染萎缩威胁 矿泉水质或受污染
环境时评：
15、半月谈： 跨界污染治理为何困难重重
16、中国环境报： 污染责任险不能强制推行?
17、新京报： 李皓：净化北京空气需全社会参与
18、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 燃油税为何难讨大众欢心
一封推荐函：
19、推荐于晓刚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1、走在德国的河边之四——为了家乡的河
文图/汪永晨
波茨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陌生，1945年在宣布战胜了纳粹德国后，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国的名义发表了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今天波茨坦在德国的出名，和那里的一条运河有关。而有关这条河的故事，和我们中国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这些年做的保护江河的事，有那么多的相同。
离柏林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波茨坦流淌着的河是条运河，叫冉科帕茨运河。它连接着柏林附近的施林那茨湖和哈佛尔河。
冉科帕茨运河
秋江水寒鸭先知
河边的房子现在大多是家住柏林人家的别墅。也有人叫这里为渔村。这个渔村并不是有人靠打鱼为生，而是那儿河里的鱼吸引着很多钓鱼爱好者。
安德烈•亚茨和培•吉塔，一个是汽车修理兼销售，一个是国家气候变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1月22号这个周末他们大雪中在波茨坦火车站接上我们，开车带我和歌德学院为我请的陪同雷娜一起向河边开去。
天上飘着雪花，地上渐渐变成白色，河边的树叶却还显示着自己最后的辉煌。黄黄的叶子和红红的果实。
满河秋色
老树的果实
水中
前两天在德国的采访，不是官员就是科研人员、教授。今天我和雷娜一上车就开始听起了和我们这些年干的几乎是一样的事：民间人士保护河流。我们呼吁的是在自然流淌的江河上建大坝时的公众参与。他们反对的是把自己家门口的河加宽、挖深，为了航运就改变运河的自然。他们说，现在的运河里就有船，且并没有那么繁忙的运输。为什么还要开发，不就是开发商有钱赚嘛。
我们去时，当地人和艺术家们正在进行着一项和平抗议的艺术活动，就是把自己的作品挂在河边的树上。让树上的小人代替他们向开发商说：不！
水边
守护者
为树站岗
为了家乡的河
安德烈告诉我，早年间，他们的前辈在河边种上了树。他们认为，河的一边住人，另一边种树，出门就能看到树，是他们认为的自然。这些大树今天都是上百岁的“老人”了。可是如果要加深河道，这些树就要被砍。
这些树见证了柏林城的建设。从历史到今天，运河上运载了柏林城发展所需的各种建材，从木头到沙石。也是在这条运河上，曾经要修建一个港口。安德烈说也是开发商们要干的事。那可是能赚大钱的一个项目，后来被当地人反对掉了，这些年的事实证明，那个港口不建并没有影响什么。而要是建了，就会破坏现有的自然。
自然流淌
静静的河水
慢慢飞过
吉塔说，河边的湿地是鱼和鸟产卵的地方，如果加宽河道，这些湿地就没有了。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人类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和自然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反对经济发展，现在运河里也有船过，问题是还要再开发，到底为了什么，这不能不让我们多问几句，到底是为了什么。
船
家门口的宣传
哈特•穆特是家就住在这儿的老人。东西德统一后，这里不少人离开了，这曾经是东德的一部分。而他说自己是真的喜欢家乡的人。他有一本大相册，上面是开始为家乡的河流说话以来，各种活动的照片和媒体上发表的文章。
让他生气的是，在德国，政府官员有的竟然在公司里也有身份。开发商利用权利进行开发，使得他们赚钱赚得有情有理。但是，他们会利用媒体，我们也有我们的媒体朋友，是一些主持公道，热爱自然的记者。
我问他们，你们为家乡的河流说话有多少年了？
十年。安德烈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里的河要被挖深、拓宽的？
他们在媒体上做了宣传。后来也有过勘测。
在你们这儿，知情权是怎么体现的？
他们一开始也在保密，但我们知道了，要去了解情况他们不能不告诉我。
为家乡的河，我们有话要说
媒体报道
停止
开会的小酒吧
参与你们“为家乡的河说话”的除了住在这的人，还有其他人吗？
基本上是住在这的人，还有一些钓鱼协会、观鸟协会的人。经费也多是这些协会的支持。我们也向一些基金会申请项目经费。核心人员就几个，是一心一意地为河流说话的人。我们的活动像滚雪球，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德国最主要的杂志上也为此写了文章。现在政府里也有我们的朋友，他们在制定决策中能起到一些作用。很多警察也认识。所以我们的活动也少有激烈冲突。
往树上挂小人替你们说话，是谁出的主意。
我们自己，也有一些艺术家支持我们。
树人
别喊
树急了
小心！有人来了
别害怕，有我呢！
德国的绿党中也有为这条运河说话的人。他们也在组织活动，呼吁保护。绿党的人曾租过一条大船，请媒体的人，还有一些官员浏览冉克帕茨运河。河的两岸有一些古老的建筑，河道加深工程也要影响到这些建筑和周边的地质。这也是他们要呼吁的。
夜幕
圣诞前夕
为一条河的自然说了十年的话。这不能不让我佩服德国人对自己家乡河流热爱的执着。同时也让我看到了，即使在这样一个法律健全、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已经远远走在我们中国前面的国家，保护自然依然艰难，依然经受着考验。
站在德国的河边，想着家乡的大江、小河，为河流说话，和住在河流两岸的人一起，我会一直说下去。
留住家乡的秋色
2、自然引导柏林人管水
张健
编者按：走在德国的河边系列文章发表后，有热心的读者通过网络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发来了两篇关于德国水循环方面的文章，我们会发在今天和明天的《绿家园每日江河信息》上，和大家共享。
“柏林的街道宽大，干净，伦敦巴黎都赶不上的；…一出(勃朗登堡)门，立刻神气清爽，…那望不到头的绿树，便是梯尔园。… 小湖小溪，或隐或显，也安排的是地方。 司勃来河横贯柏林市，河上有不少划船的人。往往一男一女对坐着，男的只穿着游泳衣，也许赤着膊只穿短裤子。看的人绝不奇怪而且有喝彩的。…上水边野外看去，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谁都带一点运动员风。再进一步，便是所谓“自然运动”。大家索性不要那捞什子衣服，那才真是自然生活了。”
这是朱自清七十多年前对柏林的描述。其实柏林人不仅爱水，他们还一直以自然为榜样来管理水。
在水专业人的眼里，柏林的水资源问题多多。那个从东流向西的司勃来河（Spree）不仅年经流量小的可怜，上游还接纳了纺织等工业废水、接纳了农田来的地表径流，流到柏林市区，路还没走三分之一，就又吞下了东柏林三个污水处理厂出来的污水。朱自清上“水边野外”看到的湖水大多是快流不动的“死水”，而且仅自己城市的废水就占了总量的20％。柏林年降雨量仅500mm，还不如我国很多北方城市…
19世纪下半叶柏林城市化、工业化开始高速发展，如何取水供水，从柏林现存的老水厂可以看出当年的反复。1877年在泰格（Tegel）湖边建成的自来水厂先采用地下水，1883年为增加供水量改为直接取地表水，但是到了1901年却又改成地下水了。1893年建的Friedrichshagen水厂先是使用地表水，到了1904年便改成打井取水了。虽然河水、湖水近在咫尺，虽然水处理技术日新月异，地表水直接处理会比地下采水更容易更经济，可柏林人为什么在上世纪初全改成地下取水了呢？1892年汉堡暴发了一场瘟疫，八千多人丧命，柏林的科赫（Koch）教授指出饮水的安全对防止瘟疫至关重要。是这一事件让柏林人在供水急剧增长的压力下“未雨绸缪”转为打井供水，还是柏林人对柏林貌似有水实际贫水，清污混淆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当时的思辨过程已经很难考证了。有趣的是，给水深度处理中常用的臭氧发生器（我国华东地区已经有很多水厂在使用）恰恰是柏林人西门子发明的。1890年西门子臭氧发生器处理司勃来河水的工业试验获得成功之后，在欧洲很多自来水厂得到应用（德国、法国、荷兰、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但偏偏在当时经济高度发达的诞生地柏林没有派上用场。西门子家乡的人坚持靠土地的天然过滤，用最普通的自来水厂工艺提供水质精良的直饮水，一直到今天。
二战后，柏林一分为二，西柏林成了孤岛，下风下水，无法左右来水的质量。柏林人爱水，水几乎是两百多万西柏林人周末的唯一去处。经历了1948－1949长达近一年的路面封锁之后，西柏林不仅开始大量囤积食品，如何确保供水安全也成为水界的头等大事。西柏林的发展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地下水的过量开采，但是柏林人并没有把出路寄托于现代化技术上，没有直接取地表水，没有采取“中水回用”，而仍然是毕恭毕敬的沿袭自然的榜样。在林区、在水厂附近人们把雨水、河水拦截下来，让他们反渗补充超采的地下水。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地表水富营养化愈演愈重，人们开始把拦截下来的水进行处理，下渗地下水，再从百米深的地下抽出来，进入自来水厂处理…。几年前和同事们接待祖国来得同行，大家参观后座谈提问，柏林为什么不一气呵成，直接对河水进行深度处理呢？这样做技术上完全可行，经济上可能也更合理，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这些已经“墨守成规”的同事们个个瞪着认真的大眼，一时找不到答案，只好由我来理论一番。
柏林的供水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利用自然，将雨水和污水再造饮用水的过程。
泰格湖的整治从思路到实施体现了柏林人的特性，也是工程和自然力量完美结合的一个典范。泰格湖位于柏林的西北部，是一个长两公里多宽约一公里的浅水湖，也是供60多万人用水的地下水的来源。东北部是进水，西南部是出水，由于东北部来水水量太小，湖水几乎不流动，高峰时进水的含磷量高出理想水质的100到1000倍。在决策上，柏林人放弃了强化水厂处理工艺的方案，花气力恢复湖水的质量。除了清理淤泥外，在湖的入口建造深度除磷设施，为防止西南部的水（水质也很差）倒流，把沿着湖的出口流过的Havel河水也一并抽过来处理，这样不仅改善了西柏林天然蓄水的质量，也保证了供水水厂的长治久安。
人们预测随着原东德地区的经济恢复柏林的人口将来要从现在的三百多万增加到六百多万。这就给柏林人带来了新的挑战，已有的供水和废水处理体系能否满足人口剧增后对水的需求呢？柏林地表水的最大问题是清污混淆和富营养化。现行的排水体系的最大缺陷是人粪尿与其他废水的混合排放。人的粪尿虽然只是城市污水的百分之一，但它是城市给水环境最大的污染源。人们在探索如何把它单独收集和资源化，减轻污水处理的负荷和水环境的污染，实现人粪尿－土地－食物这一自然循环。
我的绝大部分同事相信随着人们强化的、密集化的用水方式，总有一天水会疲劳和紧张过度的，人类的繁衍和发展不应该以牺牲水环境为代价。
我们致力于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www.ecosan.cn
作者：张健 博士 j.zhang@t-online
06年3月5日夜于柏林
3月9日现代水利周刊“世界水日”
本文图片：Weigert博士
3、亚洲"生态屏障"滇西北地区逾1/4面积被列入保护地
来源：新华网2008年11月25日
新华网昆明１１月２５日电（记者杨跃萍）位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四条亚洲著名的大江大河上游的中国云南西北部地区，各类保护地面积已占该区域国土面积的２６％。
记者从云南省政府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席会议获悉，目前滇西北已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为主，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国家公园等其他保护地为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据统计，滇西北地区已建立２７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９９８８．３平方公里，占该区域国土面积的１２．５％。建有９个风景名胜区，总面积１１１０４平方公里，约占该区域国土面积的１３．９％。滇西北还拥有“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３处国际重要湿地，３个国家地质公园，４个森林公园，以及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它们在保护这一地区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滇西北地处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所承担的生态功能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是亚洲重要的“生态屏障”。这一区域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下游２９３万平方公里流域地区和国家的生态安全，影响着约５亿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活动。
资料表明，每年经滇西北地区进入邻近地区的平均水量为１８０８亿立方米，这一区域良好的生态系统所拥有的水土保持功能和调蓄洪水作用，有利于控制江河的洪涝灾害，减轻中下游的河床淤积，延长流域内重大水利工程的寿命，关乎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据悉，在保护地面积稳步扩大的同时，滇西北地区重大生态建设工程也取得长足进展。据统计，天然林保护工程自１９９８年在滇西北实施以来，迄今共管护森林资源５０１．３公顷，占滇西北五个州市国土总面积的５６％。滇西北地区近年还累计营造长江防护林５．７２万公顷，澜沧江防护林２．３８万公顷。
4、风能可助全球减排百亿吨二氧化碳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08年11月25日
全球风能理事会和绿色和平不久前共同发布了《全球风能展望2008》报告，预测到2020年风能将能满足全球12％的能源需求，共能减排二氧化碳100亿吨，对实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全球减排目标意义重大。报告同时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风能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并有望在2009年成为世界风能设备的最大生产国。
目前全球有70多个国家已经开始采用风能，许多地区已经将风能作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之一。风能不仅能够带来巨大的环境效益，而且还为能源供应紧张和化石燃料价格波动等问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风能迄今已经直接或间接为社会制造了超过35万个“绿领”就业机会，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2020年，风能产业的就业人员将达到2百万。
在2008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第四届全球风能大会上，《全球风能展望2008》报告对本世纪中叶全球的风能发展潜力进行了研究，并对届时风能如何满足全球30％电力消耗量提出具体方案。报告指出：目前，全球4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发电，而风能可以每年减少1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帮助全球实现IPCC制定的2020年减排目标。根据IPCC报告，为避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坏后果，全球排放量应该到2020年达到顶峰并开始逐步下降。
“我们只剩下十年的时间来达到使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的目标，风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其他任何能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既满足电力需求又基本没有碳排放。”全球风能理事会秘书长苏思樵(Steve Sawyer)称,“风能将是可以立即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的可靠能源技术，而政府所要做的只是下定决心来推动这一应用的实现。”
“风电将在未来的无燃料发电中起到领军作用。没有风能，我们无法将全球的排放量减到需要的水平，”绿色和平可再生能源专家Sven Teske说,“《全球风能展望2008》报告是建立在绿色和平近日发布的《能源革命：世界可持续能源展望》基础之上的。我们敦促各国政府积极尽早开展能源革命，支持风电发展，积极促成气候变化全球协议的形成，并通过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补贴等措施来加强必要的电力市场改革。”
全球风能理事会主席奥沃斯?泽沃斯(Arthouros Zervos)指出：“报告表明风电技术并不仅仅是一个梦，而是现实。这个现实还将很快进入规模化的发展。接下来几年内的政治决策将决定全球的环境和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内的发展。风电产业已经准备好，成为联合国秘书长所形容的‘21世纪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适合的全球框架，它将会实现更大的成就。”
对于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绿色和平中国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表示，我国正在为过度依赖煤炭付出沉重的代价。仅仅在2007年，中国煤炭造成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外部损失就超过17,00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1％。因此，中国更需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并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据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COP)第14次大会将于今年12月份在波兰的波兹南召开。届时，风能企业联盟、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将共同发起名为“Wind Power Works”倡导活动，推动政府积极采用风能。该活动为时一年，计划于2009年丹麦的哥本哈根COP第十五次大会期间时结束。
5、八部委环保专项行动取缔关闭企业763家
来源：河北日报网-河北日报2008年11月25日
上半年，全省化学需氧量削减1.02万吨，削减率3.48%，在全国排第6位
二氧化硫削减3.46万吨，削减率4.21%，在全国排第12位
本报11月24日讯(记者吴艳荣)由国家发改委、安监总局、环保部等八部委组成的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联合督查组今天抵达我省。副省长孙瑞彬出席今天下午召开的河北省环保专项行动汇报会。
督查组由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孙华山带队，将对河北进行为期6天的环保专项行动督查。据介绍，今年，我省重点进行了环保专项行动后督查、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等重点行业专项检查，开展了重点流域污染企业的专项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我省环保专项行动共检查企业5.6万家，取缔关闭企业763家，停产治理387家，限期治理342家，罚款3615万元，对18443件各类群众举报信访案件进行了处理。加快推进城市污水处理厂管网等配套设施建设，解决污水处理厂存在的问题。目前，我省投入运行的污水处理厂已达到69座，在建、规划建设的污水处理厂有92座，设计污水处理能力已占到污水排放总量的60%以上。我省已建成运行垃圾填埋场44个，通过“三同时”验收的16个。今年上半年，全省化学需氧量削减1.02万吨，削减率3.48%，在全国排第6位；二氧化硫削减3.46万吨，削减率4.21%，在全国排第12位。
截至9月底，“双三十”单位今年计划建成的603项减排项目，已建成439项，其余164项正在建设中；计划淘汰的176项落后产能项目，已有162项淘汰到位；计划建设28个污水处理厂，已有12个投入运行，削减化学需氧量3.64万吨，占年任务的64.5%。
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改善。到10月底，全省设区城市环境空气二级天数平均达285天，比去年同期增加7天，空气综合污染指数平均为1.94，同比下降9.77%。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平均值同比分别下降13%、8%、10%。全省水体也趋于稳定，重点河流水质有所改善。
6、广西环保与银监联手 对污染企业进行“断奶 ”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8年11月25日
中新网南宁11月24日电(记者 蒋雪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局24日在南宁宣布，他们已签定信息交流与共享协议，联手防范环境问题带来的信贷风险。
广西环保局局长梁斌说，环保局和银监局的这一举措将实现两部门的信息共享，联手防范环境问题带来的信贷风险。违反环保法规的企业或建设项目将被列入黑名单，在信贷方面受到制约，从而促使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内的企业、上市公司等自觉遵守环保法律法规，重视环保工作，推进经济社会与环保的协调发展。这一手段将使广西的经济建设步入良性循环，使眼下正在热火朝天展开建设的广西北部湾那经济区得以和谐发展，留住北部湾的碧水蓝天。
根据双方协议，广西环保局将向银监局提供环保法律、法规、标准、环境经济政策、环保相关产业政策和中国加入的环境公约基本信息；广西环保局掌握并经核实的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企业或建设项目名单、广西环保局环评审批信息等环境执法信息；广西各市减排年度(半年度)数据信息；广西监控的重点企业污染减排情况；广西环保局掌握并核实的信访、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结果；环境友好企业、环境友好工程、环境最佳适用技术信息；环境违法企业整改情况动态信息。
广西银监局副局长赵汝林说，如银行业金融机构违规对污染企业发放贷款，银监部门将对其所推出的金融服务产品进行准入限制，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进行问责。通过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以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信贷审批时严格把关。
7、三峡库区加紧地质灾害治理(组图)
来源：新华社2008年11月25日
11月24日，施工人员在湖北省秭归县长江沿线进行高切坡治理。
这是湖北省秭归县长江沿线一处坍塌的库岸公路治理现场（11月24日摄）。
这是经过治理的长江沿线秭归县归州镇高切坡（11月23日摄）。
目前，三峡库区沿线正在加紧治理地质灾害。据介绍，在2003年135米蓄水之前，国家已经投入了40亿元来治理135米线下的地质灾害；对于175米蓄水线下的地质灾害处理，国家又投入了近80亿元。 新华社记者 郝同前 摄
8、湖北宜昌岸边工厂排出污水直进长江(图)
来源：人民图片网2008年11月25日
2008年11月24日，湖北宜昌市长江铁路大桥北岸桥墩上游约50米处，两个人工涵洞不停地向长江“吐”着墨汁般的污水，长江江水半绿半黑。 蒲新阳/人民图片
9、污染——青海湖畔的冷面杀手
来源：半月谈 2008年11月24日
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中国最美的湖泊”之一。但本刊记者最近在青海湖畔采访时发现，当地的污染企业连续十几年超标排放，在严重影响青海湖生态环境的同时，还导致附近乡镇农作物减产、牲畜大量死亡，农牧民群众因此遭受惨重损失。
濒临“破产”的富裕户
年近花甲的刘少福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青海湖乡达玉德吉村的牧民，他家所在的金银滩草原享誉国内外——几十年前，音乐家王洛宾在这里写下了传唱至今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今年以来，刘少福家的200多只羊陆续死亡，这使得他家自2000年以来异常死亡的羊超过了700只，牦牛超过了100头。造成这种恶果的是一家常年冒着黑烟的企业——海北铝业有限责任公司，这家企业的厂房就在刘少福家西南方4公里的地方。
“如果每只羊按300元、每头牛按1000元计算，我家的损失就有31万元。”刘少福对此异常痛心。他说，实际上，在市场上每只羊的价格早已突破了500元，而每头牛的价格也在3000元左右。“我家本来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裕户，可现在我的外债已经达到了16万元，就快要破产了。”刘少福说。
在海晏县青海湖、哈勒景、甘子河、金滩、三角城等几个乡镇的牧业村里，像刘少福这样的牧户还有很多，有些人家的牲畜死亡状况甚至更为严重。
达玉德吉村的东宝原来是当地有名的富裕户，是乡里、县里的致富能手，在他家的墙上，挂着多名中央领导同志到他家视察时的照片。然而，如今的东宝家已好景不在，90%的牛羊已经死亡，只剩下100来只羊放养在10几公里以外“污染轻一些的地方”，不敢赶回家来。
由于距离污染企业超过了30公里，3年前，海晏县甘子河乡托华村还没有发现牛羊异常死亡。自2006年起，这个村的牛羊也开始大量死亡。村民王玉珍告诉记者，原来她家有800多只羊，100多头牛，现在只剩下300多只羊，50多头牛了。
很多牧民的家里都有成堆的、张着大嘴的羊头骨，这是他们刻意保留下来的。记者见到，这些羊头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牙齿大都脱落了。牧民们说，正是因为牙齿受损，牛羊无法采食，最后导致死亡。“因为吃草困难，即使没有死的牛羊也长不肥，根本卖不上好价钱，但为了减少损失，还不得不低价卖掉。”王玉珍说。
青海湖乡塔勒村是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村党支部书记王虎告诉记者，村民们主要依靠种植青稞、油菜和燕麦为生，近年来，由于污染严重，粮食产量普遍减少了三成以上。
塔勒村村民安维宝说，污染不但造成减产，粮食作物的品质也大幅度下降，颗粒不饱满、颜色异常成了当地粮食的“通病”。记者在几户村民家采访时发现，青稞颗粒确如村民们所说，大概有四五成明显呈现出不正常的黑色。
今年4月，海晏县农牧、卫生等部门对受污染严重的几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以来，仅在铝业公司附近的达玉德吉、达玉日秀和塔勒村就发现异常死亡牦牛397头、绵羊3020只、羔羊4861只。牲畜大量死亡，已经使得这3个村的45个大畜户成为少畜户或无畜户，有些已经成为贫困户或特困户。为了发展生产，很多牧民不得不年年举债重新购买牛羊，负债几万元、十几万元的牧民不在少数。
青海湖畔污染带
今年5月，当地环境监测部门对海北铝业附近的环境污染状况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海晏县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减产的原因是氟中毒，氟的来源正是海北铝业公司。目前，以铝业公司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面积约250平方公里的污染带。这个污染带已经覆盖了海晏县所有乡镇，并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海北铝业公司建成于1995年，建成不久，当地就出现了牛羊异常死亡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农牧民的损失越来越大，当地群众以及县乡政府多次向企业和上级部门反映，但收效甚微。由于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给当地农牧民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
当地环境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8年间，青海湖乡达玉德吉、达玉日秀、达玉五谷以及三角城镇三角城村四个村因牛羊异常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408.16万元，其中2008年以来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了450万元。
青海湖乡乡长孔庆龙告诉记者，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为保证群众利益和促进经济有序发展，应当尽早解决污染问题。记者采访时发现，除了海北铝业公司以外，在海晏县境内方圆十几公里的地面上，还有多家火电、铁合金、沥青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距离青海湖的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左右，对青海湖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记者在当地见到，大片的草原上积满了厚厚的工业灰尘，有些地方的灰尘甚至掩埋了牧草，觅食的牛羊走过，草原上就会扬起阵阵尘雾……
当地干部群众说，在青海湖岸边开办铝厂、铁合金厂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势必会对青海湖造成污染，现在国家正在拿出巨额资金治理、恢复青海湖生态，而这些污染企业却反其道而行之，实在太不应该。
牧民的损失谁承担
记者从海北州林业和环境部门了解到，早在2006年，海北州政府就与青海省环保局签订了“十一五”大气污染总量控制目标责任书，明确要求海北铝业等企业要在2008年6月底以前完成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否则将予以关闭。但海北铝业等企业至今也没有完成相关指标，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对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海北州副州长党永魁告诉记者，海北铝业等企业的污染已经是非常严重，当地政府也多次与企业沟通，要求企业采取有关措施，但由于海北铝业是省属企业，当地政府在管理上存在难度。海北州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一位负责人说，今年国家制定了电解铝行业的有关标准，像海北铝业这样的小企业本应在关闭行列，但由于省里决定要保证今年的工业增长目标，不但没有关闭，还给予了一定的财政补贴，在这种形势下，马上关闭海北铝业实在是难度太大。
但是，牧民对这样的说法却难以接受。“省属企业就可以不管群众的死活？污染了十几年，牧民的牛羊死了那么多，谁来承担牧民的损失？”对于牧民的质问，当地有关部门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海拔3000多米高原上的青海湖总面积44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不但维系着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生态安全，还是阻挡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2007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规划》。这项治理规划自今年开始实施，总投资为15.67亿元，实施期为10年。
一面是国家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生态治理，一面却是肆无忌惮的排污。圣洁的青海湖，就在这样的矛盾交织中艰难生存着，不知未来还能不能葆有其美丽的容颜。（任晓刚）
10、王建：从官方到民间 脱不掉的环保情结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1月25日
“坝河在北京是条历史很悠久的河道，元代初期，北京人口才40万，元代末期已经是80万，元代很多吃的用的，都得从南方运过来。当时护理这条河的闸工就有8800多人，船户有900多户，每天河上有190艘船运行，有300多辆车来接船上运输的东西。
“到了清末以后，城市的道路发展了，这些河的运输功能也随之丧失。之后，坝河就变成了咱们城市的排污河道……”
9月8日上午9点40分左右，东直门地铁口旁，参加乐水行活动（环保公益活动，见本报今年4月4日的报道《直面身边的环境污染》）的队员已基本到齐，在队员的要求下，王建开始给队员们介绍此次乐水行的河道——坝河的历史。
乐水行活动开展已近半年，热爱、研究环保事业近40年，今年已54岁的王建，一直是该活动的铁杆成员，也是活动的专家顾问。
涉足环保
说起王建对环境的关注和对环保的热爱，还得说到他的父亲。
王建的父亲为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前任所长。在父亲的影响下，王建从小便对环境有了独特的认识。
1970年，由于“文革”，17岁的王建初中毕业后没能继续学习，直接进入工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这一年，偶然的机会，王建开始自学日语，与他同学的还有一个工友，两人关系不错。
王父为了调动儿子的学习热情，便让王建试着翻译一部日本环保书籍《水质污染现象及其防治对策》，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早一部关于环境治理的深度著作。
王建和同学日语的好友便一起试着“啃”这部书，两人一翻就是一年多，书最终还是翻译出来了，有80万字之多。这本书的翻译奠定了王建对水环境的系统认识基础。
1972年，官厅水库突然死了上万尾鱼，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有人以为是阶级敌人投毒。后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国务院发了三个文件，由万里任组长的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迅速成立，该领导小组也是国家成立最早的环保部门。
领导小组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入库河系、污水灌溉和库区水质、底泥、水生生物的污染状况，以及污染物与人体的健康对应关系等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实验研究。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建委向国务院作出《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称，“经化验，证明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今春从水库收购的4万斤鱼，不敢出售。
“官厅水库水质恶化是由于水库上游受到沙城、宣化等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官厅流域污染较重的企业有242个，排放最严重的77个；年排废水1．2亿立方米，约占水库多年来水量的8．3％；其中，年排有毒废水6400万立方米，占总废水量的一半；污染最重的是宣化，其次是大同、张家口市和下花园。”
从1973年开始，国家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企业，按其规模、性质分别确定了相应的治理方案。为此，国家和有关部委拨出专款近3000万元投入官厅治理，对沙城农药厂等所有污染源展开了治污攻坚行动。
1974年，王建被借调到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由于官厅水系上游沿途的企业涉及多个行业，这些行业分属不同的部委管理，于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便包含国家13个部委的成员。协调工作涉及面广，专家们称其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时有三四十个科研单位到官厅水系做调研，王建负责协调工作。
“那时年轻，能经常出差，备感新鲜。”王建随这些科研机构到处考察。由于这些科研机构的专家所属领域众多，王建自感当时收获颇多。
困厄
上个世纪50年代，官厅水库上游的永定河供水量为五十多亿立方米，60年代供水四十多亿立方米，而70年代则下降到十九亿立方米。
“自然界供水是比较稳定的，问题就产生在水库上游所建的另外267个水库。”王建说，官厅水库上游地区为储水而修建的水库，实际上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其修建过程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正是这些水库，将原本连续的水系切断，从而破坏了水系的生态环境，致使水体自净能力急剧下降，污染物一旦排入河道便是一场灾难。
1979年，日本很多杂志刊登了其国内关于水质污染总量归置的文章，王建开始对这一议题产生了兴趣。
当时日本国内的现象是：含有重金属的污水通过处理达到标准后，能改变河流的污染情况；但类似印染厂排出的有机废水，即使经过处理达标排放，河道的水仍是污染的，会产生富营养化现象。
王建搜集了这些文章，写了一篇名为《水量污染总量控制》的综述，并发表在国内一家环境专业杂志上。随后，王建被邀请至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保总局前身）介绍经验。
王建总结这种思路为，将整个流域看做一个整体，把官厅水系看做一个水质保护的目标对象。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功能，有的河段的水主要功能是饮用，有的是农业灌溉，这就决定不同河段的企业排污标准的不同。除此，还得分析计算每个河段的自净能力，在此基础上，制订各地的排污标准，
“这应该是国内最早制订的地方排放标准。”王建说。
然而，让王建最终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好的理论成果由于受到体制上的阻碍，未能在实际中操作。当领导小组要求官厅水库上游地区以立法形式推行这些理论时，遭到某些地方的拒绝。而此时万里早已离开领导小组。
“如果当时体制没有问题，现在的环境要好得多。”王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很是遗憾地说。
1984年后，由于管理体制原因，领导小组名存实亡，最后连日常经费也难以到位，大部分管理人员开始调离。
王建随后调入北京市环保局，最后由于诸多因素，于1990年代中期，调到北京海淀新闻中心工作。
乐水行
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北京人口的大量增加及毛泽东所提倡的备战工作，北京一下子挖了4万多口井，“整个北京城被挖得像个筛子”，自此，北京地下水急剧下降。
由于作为北京当时主要饮用水的地下水下降，官厅和密云两大水库便开始作为饮用水水源地，“领导小组解散前，官厅流域属于轻度污染，但基本能作为饮用水水源地。”王建告诉记者。
然而，随着官厅水库上游经济的发展，污染逐渐加重，最终，官厅水库退出了作为北京饮用水水源地的角色。
王建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官厅水库上游的永定河供水量仅为4亿立方米，而今年供水量基本上为零，“永定河是条被吸干乳汁的母亲河”。
虽不直接在环保部门工作，王建仍关注着北京的河流和水，后来，在环保活动中，王建认识了乐水行活动的发起人冯永锋。
“北京的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走一遍和不走一遍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走完之后，对于北京有多少水，水质怎么样，具体有什么问题等就有了直观的认识。”带着这一想法，王建成为了乐水行活动的成员。
王建告诉记者，他喜欢通过集体行走的方式来认识、了解北京的河及北京的水。因为这个队伍里，各种新鲜的思想在碰撞，大家共同交流所面对的环境问题，“这种交流使思维更开阔”。
乐水行活动半年的行走，已差不多将北京所有的河道走了一遍，这让王建对北京的河流有了更深、更细的认识：
现在，北京绝大部分河道都铺上了水泥，变成人工河道。对于降雨比较集中的北京，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防洪泄洪，河道的功能已简化为“有水就拦截，水多就排泄”。
这种做法阻断了水与自然的交互和循环能力，将动态的水变成了静态的水，整个水的生态功能丧失，水也变得更少了。
另外，王建发现，北京真正的景观河道并不多。一些现有的景观河道与设计初衷背道而驰，一些所谓的景观河道设计欠科学，并没有真正修建成景观河道。
王建还在想，为什么北京河道的上游建了那么多塘坝，修了那么多水利工程，水反而越来越少了？
几千年来流淌不衰的永定河，现在变成了一条干河，下游已经没有水，流到天津的水，又脏又臭，富营养化严重。
这些现状让王建着急，他想通过一定的渠道让更多人了解、关注北京的水，让这个城市发展得更长久。
11、李皓：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要尽快与国际接轨
来源：搜狐绿色2008年11月24日
第1页:搜狐绿色编者按 第2页:嘉宾精彩言论
第3页:访谈正文
第4页:我们城市环境质量的承诺没有实现
第5页:我国的环境质量标准要与国际接轨
第6页:要对街道办、居委会进行环境管理不善的问责
第7页:改善空气质量，要增加我们城市的吸尘能力
第8页:银杏吸尘能力差，要去爱惜北京的乡土树种
居左者为李皓博士，右为搜狐绿色访谈主持人苏苏
【搜狐绿色编者按】
访谈李皓之前，同行冯永锋对我说，这是个很严格的人，你要小心点。这话弄得我有些忐忑。我是在上个月环境记协的记者交流会上第一次见到她的，之前早有耳闻，与京城其它活跃的NGO领袖有些不一样，这个留学德国八年的女博士有些低调。
2001年，李皓创办了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作为国际环境影视集团(TVE）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该中心主要的目的就是大量地从国际上引进环保科普影片，翻译成中文，免费地提供给社会。这个工作她一做七年，直到2007年中国气象局需要大量使用这些资料，而她正好有为绿色奥运宣讲团工作的任务，工作量特别大，要深入多个社区进行宣讲，她干脆把这个中心注销掉，把中心所有的影视资料、工作设备、人员与工作模式都移交给了中国气象局。我问李皓，你这样做不觉得可惜吗？亲手做起的一个系统全部交给了别人？李皓说这样多好啊，可以让它继续发挥作用，又解放了我自己。之前，中心每年几十万元的经费筹款工作全部由她来做。
李皓现在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向公众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她说，做这样的环保科普必须自己要做很多调查研究，要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利用她以前从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免疫生物学研究奠定的知识基础与科研习惯，李皓把环境科普做得很有特色。她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来向公众传播环保常识，给北京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体写文章，写建议。她希望用科学而简单的方法来帮助北京解决现存的多种环境问题。
访谈过程中，我很少打断她的讲话，一是她的思路清晰，顺着我们拟定的脉络谈下去，很少有废话，二是她的很多话都很有价值，我怕我的问话会成为一种干扰，或者根本就是多余。
访谈结束后，李皓长吁了一口气，她说，我对绿色奥运宣讲应尽的责任告一段落了。接下去，她会继续给媒体写稿，她在《新京报》上开有专栏。到明年2月，她要完成一个环境知识干部读本中两个章节的写作任务。
【嘉宾精彩言论】
一个国家，如果首都的城市环境质量都不能达到外面的好水平，这是得不到全世界尊重的。
我最怕的是，孩子们得上污染引发的疾病。我们的国民都希望有好的生活，这需要国家有强大的生产力与创造力，而这些都是由人贡献的。如果人群不健康，你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如何能够长久支撑？
2008年北京已有200多天，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日均浓度在每立方米50微克以上。 按照世卫组织指导值的标准，这样的空气质量状况是不健康的。
中国的老百姓看不懂我们国家报的空气污染指数和“优”、“良”级别，一级二级三级跟自己的健康有什么关系。
从2008年1月1号到2008年10月31号，北京只有49天的可吸收颗粒物的浓度属于世界各国接受的安全范围，占这10个月总天数的16%，其余84%的天数是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要求的。
北京的空气质量提高困难，还与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管理不善有关。北京没有对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干部环境管理不善的问责制。许多空气污染源正是在这些机构的管辖范围内。
从航拍图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就是由一个个社区组成的。如果这个社区存在很多环境问题，它就会玷污北京，就会给北京增加污染。 所以责任一定要追到管这个社区的管理部门去。
现在的情况是要环保局承担空气污染的责任，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些污染不是环保局排放的。环保局是一个监测部门，它发现了问题，将其报告出来，就该由制造问题方承担责任。只有这样，环保局才会愿意公开空气质量的真实状况。
目前北京环保局发布空气质量报告时，还从未提到过要通过增加城市吸尘能力的方法来治理空气污染。在发达国家，那里的天非常蓝。他们净化空气的重要方法就是非常重视尘粒的吸附。
北京多数绿地景观设计师完全没有环保和生态设计概念，他们甚至对植物的特性都缺乏了解。如果北京的景观设计师们能从有利空气净化来选择皮实的乡土树种，就不会在绿化方面反复换树种了。
【访谈正文】
主持人（苏苏）：首先，非常感谢李皓博士做客搜狐绿色访谈间。谢谢李博士。
李皓：谢谢搜狐给我这个机会。
主持人：你在德国生活一段时间？
李皓：对。我是1986年去，1995年回来。因为86年是年底，95年是年初，所以是整八年。主要在那里做科学研究，具体是骨髓干细胞中巨噬细胞前体的分化发育研究。刚开始是去进修，是从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去的。实验做得相当不错，导师想让我留下。我们生物所的领导说只有读博士学位才同意延期，所以我就下决心在德国做博士学位，我的德国导师很支持我。所以我在那儿过了八年。
主持人：现在还在做科研吗？
李皓：回国以后我没有再做生物学的研究。我现在整个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做公众环境知识的科普工作。但是这个环境知识科普必须自己要做很多调查研究，要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所有这一切都在用我以前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给我奠定的基础。我一直是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来做公众的环保知识普及，给北京政府部门写建议，给大众媒体写文章。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北京现在面临的很多环境问题。
主持人：你是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李皓：这个中心是我2001年建的。它工作的目的就是大量地引进国际上的环保科普影片，翻译成中文后，免费提供给全社会。这个中心运作了七年。2007年中国气象局需要大量使用这些资料，而我正好需要专注于绿色奥运宣讲团的任务，工作量特别大，要到许多社区进行宣讲，所以我把这个中心注销掉，把中心积累的所有影视资料、工作设备、人员以及工作模式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气象局。该局有一个影视集团，叫北京华凤气象影视集团。现在他们在继续做环保影片的引进和翻译。我只参与译稿的终审。现在，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已没有了，但中心提供给社会所有的服务还存在，那些环保影像资料在网上可供任何人浏览与下载。我从中心的管理工作中脱离出来，能专心做独立的调查研究，写成文章，传播给社会。
主持人：你曾经被以前的国家环保总局现在的环保部聘为环境使者，主要工作是做绿色奥运宣讲团的宣讲工作？
李皓：国家环保总局是在2000年首次授予了一批在环保方面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传媒人士这个称号的，目的是希望这些人能帮助推动中国大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我很荣幸获得了这一聘书。它的周期是四年。四年以后，正好2004年，北京有六家单位，精神文明办、北京奥组委、科委、科协、环保局、环保基金会要聘绿色奥运宣讲团的成员。他们给我发了一个聘书，希望受聘人给社会上的很多老百姓讲课。第一要讲什么是绿色奥运，第二要告诉大家，老百姓该为绿色奥运做些什么。所以2004年以后，我的工作转向了绿色奥运宣讲团的很多活动。主要是要调查社会的问题，备课，要到社区、干部培训班讲课。因此，应聘国家环保局环境使者在先，然后是绿色奥运宣讲团的成员。现在奥运会已经结束了，我刚好稍微觉得轻松下来，又成了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报告团的成员，继续给大家讲环境保护的知识和做法。
我们城市环境质量的承诺没有实现
主持人：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其中一个主题是绿色奥运，当初申奥的时候做了一些承诺，媒体报道上说这些承诺基本上已经兑现，这是官方发布的结论。据你的调查，你认为北京的绿色奥运基本上已经兑现了这些承诺了吗？
李皓：北京对绿色奥运作了两方面的承诺。一方面是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承诺。因为2001年申奥时，北京的环境质量是不好的。竞争申奥的其他城市，有加拿大的、有日本的，从当时的环境质量比较来看，北京不占优势。正因为这样，当时北京提出申奥，国外的媒体对北京的环境质量的报道是非常负面的，而且以此为重磅的东西来预测北京申奥不会成功。那时国际媒体的主要观点是，就凭环境这一点，运动员到了北京是不能获得健康保障的。所以北京在2000年准备申奥报告时，就对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方面有很重的章节内容。报告预期，到2008年，北京的城市环境质量一定能够保障运动员健康。这是一个方面的承诺。
还有另一方面的承诺。因为国际奥委会从十多年前开始，对举办奥运会本身，要求从我做起，为环保尽责。所以，建设奥运场馆应尽量减少对环境带来的负效应。这方面的承诺是对建设奥运场馆的环保承诺。也就是说，建奥运场馆本身要为环保做事。比如使用清洁能源，收集雨水，选用再生材料，以减少对地球资源的负担。北京在这方面做了五项承诺。一是要节能，比如，场馆顶上能够利用自然光的，就设计成透光型，白天不必开灯，就可节能。让场馆能自然通风，也可节能。二是要充分利用场馆的顶棚来收集雨水，并要做好奥体中心本身的废水处理与中水利用。三是要尽量使用清洁能源，比如太阳能。四是要选用可再生资源做的东西。五是优化废弃物的回收。也就是说，垃圾要分类收集，以利回收利用。2008年奥运会之前，我去参观了场馆，我认可大家的说法，对实现这五方面的承诺，北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受到国际奥委会的认可，受到国际环保专家的认可。比如，奥运会的一些场馆使用光纤将自然光引到地下停车场，实现无能耗照明，就是一个令许多人称赞的环保实例。
对2008年的城市环境质量，北京做了四方面具体的承诺：
第一，空气中颗粒物的指标达到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水平。
第二，市区的污水处理率达到90%。
第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50%。
第四，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5%。
2001年北京申奥时，这些都写到了申奥报告里。我看后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感到这下总算有个盼头了。七年以后北京能够达到这个程度，至少在北京，城市环境质量应该会跟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水平一样了。毕竟我在德国生活了八年。我知道发达国家城市环境面貌和环境质量的状况。我回到中国时，看到自己国家的首都北京，环境质量跟外面差距那么大，我是很痛心的。一个国家，如果首都的城市环境质量都不能达到外面的好水平，这是得不到全世界尊重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你脸都没有洗干净，再说你有钱，人家是看不起你的。另外，我们自己的人民生活在这个城市、生活在我们的国家中，如果环境状况不好，国民的健康状况是不会好的。由于我在外面做的就是有关健康的免疫学研究，我知道污染会有什么恶果。我最怕的是，孩子们得上污染引发的疾病。我们的国民都希望有好的生活，这需要国家有强大的生产力与创造力，而这些都是由人贡献的。如果人群不健康，你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如何能够长久支撑？从这些原因来讲，我特别看重北京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承诺是否能实现。北京开奥运会那些天，我经常上街去考察，当时感到环境面貌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奥运会后，城市环境质量下滑了，这确实让我很难过。
有人问我说，2001年北京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承诺是不是仅限于开奥运会的那几天？我的回答是，这个承诺指的是全年。因为申奥报告中写的时间就是“到2008年”，而没有写“到2008年8月奥运期间”。大家都知道，如果申奥成功，2008年就是奥运年，奥运会之前和之后都将有很多国内外游客来北京，向他们提供健康的城市环境质量是基本要求。邓亚萍有一次做报告时讲到，一些国际奥委会的成员之所以投了北京的赞成票，是因为邓亚萍告诉他们说，如果北京申奥成功，那里很多老百姓的住房条件就能得到改善。萨马兰奇也对北京申奥成功起了不小的作用。面对当时国际上对北京环境质量很差的评论，萨马兰奇说，应该给北京一个机会，相信七年后，北京能把环境变好。因此，国际奥委会成员投票支持北京，是期待奥运会能给北京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尤其是居住条件与环境的改善。如果在申奥报告中只承诺在奥运会期间保障城市环境质量，北京是得不到这么多赞成票的。
我国的环境质量标准要与国际接轨
主持人：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奥运会过后，天空马上就换了样子。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空气质量下滑得这么厉害？据你的调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皓：最明显的是空气质量，我也查了北京环保局的网站，那里发布每个月的空气质量报告。10月份，奥运会过了，残奥会也过了，一级的天数8天，二级16天，三级是7天。三级就是对身体不健康的级别了。我们国家的文字定义三级叫“轻微污染”和“轻度污染”。只要用了“污染”一词，就是对健康不好的。比方说，有人告诉你，这水有污染，你肯定知道这个水不能随便喝。食物有污染，肯定不能随便吃。空气被定级为“污染”，呼吸到身体中是不安全的，而在10月份，污染天数达到了22%，这是让人担忧的。引起北京空气污染的主要成份是“可吸入颗粒物”，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已经听得耳熟了。但许多人却不了解，可吸入颗粒物的粒径小于10微米。由于细小，可吸入颗粒物能越过鼻毛与咽喉的阻挡，直接进入气管和支气管。5微米以下的颗粒能到达细支气管、肺泡，甚至在那儿通过血管壁进入到身体中去。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对健康的危害非常大。在世卫组织的网站上，发布着他们长期研究的结果，就是，一立方米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如果从70微克下降到20微克，由呼吸系统引发的疾病死亡率会下降15%。也基于这个研究结果，世卫组织认为，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应控制在年均不得超过每立方米20微克才对人体健康是安全的。欧盟国家已把这一浓度值定成了2010年需达到的颗粒物指标。目前，发达国家城市广泛能达标的是世卫组织对可吸入颗粒物制定的日均浓度指标，那就是，每立方米50微克。在那些城市中，一年时间里，日均的颗粒物浓度高于50微克的天数不得超过35天。这就是说，一年需有330天，空气中颗粒物的浓度水平需在每立方米50微克以下。比较一下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我们会发现，日均的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低于50微克这个指标是我们定义的一级空气质量，文字定级叫“优”。而北京大部分天数的空气质量报告都是高于这个浓度值的，被称为“良”。这样一看，就有问题了。我数了一下2008年1月1号到10月31日北京市环保局网站上发布的空气质量为一级的天数，总共才49天。也就是说，2008年北京已有200多天，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日均浓度在每立方米50微克以上。 按照世卫组织指导值的标准，这样的空气质量状况是不健康的。
主持人：这49天主要集中在奥运会期间吗？
李皓：主要集中在8月份，8月有14天，正好是8月8号开幕以后，大约从8月10号起，一直到奥运会结束，差不多天天是一级。开残奥会的9月份有9天一级。2008年1月份有7天一级。5月、6月一个一级天数都没有。我觉得现在问题就存在于，中国的老百姓看不懂我们国家报的空气污染指数和“优”、“良”级别，一级二级三级跟自己的健康有什么关系。而我查了从美国到欧洲，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巴西、越南，他们报的空气质量的用语是非常简单的。他们没有使用“优”这个词的，他们把一级称为“好”，二级称为“中”，三级称为“不健康”。泰国是这么说，美国也是这么说。欧洲有使用“中”、“不好”等词的。这些通俗的评语能使人们听得懂。如果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该与发达国家比较，那我们可以和泰国比较。泰国的一级污染指数0-50，用语叫“好”，51-100，叫“中”，101以上叫“不健康”。大家都听得懂。再来看中国的评语，一级叫“优”，二级叫“良”。一般来讲，健康状况良好，大家认为是没事的。我们中国把一级污染指数0-50定义成“优”，大家会觉得，优是很难达到的标准。比如形容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为“优”，大家都知道那是很少数。我国把空气污染指数51-100定义成“良”，会使老百姓觉得没事，结果恰恰这是有事的。因为我们国家的颗粒物浓度指标定为“良”级时，允许的浓度是每立方米空气中颗粒物的浓度范围在51到150微克。请注意，它容许的上限值是150微克。
2008年国庆节的时候，北京所有地区的颗粒物指标都超过了150微克，定级用语为“轻微污染”。环保局网站上发布的报告文字为“轻微”，没有“污染”二字，就叫“轻微”。内行看得明白，那是“轻微污染”的缩写，但老百姓却看不懂“轻微”是什么意思。北京从10月1号到10月3号那几天，大家都在外面玩，都不知道“轻微污染”的空气质量对敏感人群是不健康的。我为什么提醒注意150微克呢？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定的一个指标，因为他们发现了高浓度的颗粒物污染对人的健康有害。对于发展中国家，一时难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世卫组织建议，一年中每立方米150微克的天数不要超过三天，人长期暴露的空气中颗粒物浓度不要超过每立方米70微克。这些数字都发布在世卫组织的网站上。这也在提醒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把颗粒物浓度降下来。而我们，把“良”的上限定为150微克。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健康标准的，是很糟糕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环保局报告说，达到了蓝天指标，但大家没看到蓝天的原因。我一些朋友在国外长期居住，他们到北京来开会，一到北京就觉得空气受不了，或者一些朋友出国去开会，他们说在北京还不觉得，一出去就看到，外面的天空怎么这么透明呵。我们的环保部门不能老是报自己的成绩，北京其他方面都可以跟国际接轨，为什么空气质量不能接轨？为什么不能多报还有多少天不是蓝天，污染超标，污染源在哪儿? 这才是环保局应当起到的监测与发布作用。目前，我最希望看到的是，环保局尽早修改对空气质量的定级语言，定义蓝天的标准要与国际接轨。
要对街道办、居委会进行环境管理不善的问责
主持人：全年说是出现了超过300天的蓝天？
李皓：北京现在还没有。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是，截至到10月31日，2008年空气质量达标的天数占76.1%，也就是231天。这些天中，有182天的空气质量是二级，也就是说，颗粒物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0微克到150微克之间。从达标天数占百分之七十六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颗粒物浓度超过了每立方米150微克的天数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作为环保局，因为你是检测污染的，你应该多讲污染的比例还有多大，多讲需要进行怎样的努力减少污染，而不能老说我们空气质量是安全的。宣布达标，这个标准是谁制订的？有没有让卫生部门参与制定这个达标的标准？为什么2008年的空气质量要定为二级以上的天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几就算是达标了？你定标准的基准是什么？是按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要求制定的吗？显然不是。而且二级的污染物浓度允许范围还有那么多问题。从2008年1月1号到2008年10月31号，北京只有49天的可吸收颗粒物的浓度属于世界各国接受的安全范围，占这10个月总天数的16%，其余84%的天数是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要求的。
我们应该多讲这些问题，鼓励全社会想办法降低颗粒物的排放。因为颗粒物的排放，有些来自汽车尾气，也有些来自车轮与地面的摩擦，比如汽车轮胎磨损产生的尘粒。还有绿地裸土产生的干燥粉尘。奥运期间，北京的降雨很多，绿地土壤湿润，因此扬尘少。这是当时空气质量能达到一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10月份后，秋天来了，比较干燥，没有什么降水，所以裸土的尘粒一刮风都起来了。还有很多工地的扬尘要用水冲，由于工地地面硬化，水渗不下去，水就把大量的粉尘冲到马路上了。马路上车辆来回地跑，就把尘土卷起来。北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指导全社会如何减少粉尘，才能够大幅度提高空气质量。
另外，北京的空气质量提高困难，还与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管理不善有关。北京没有对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干部环境管理不善的问责制。其实，许多空气污染源正是在这些机构的管辖范围内。比如，我们走在街上，看到的很多绿地、很多餐馆都是属于街道办事处管理。街道办事处请的绿化队雇人浇水时，把土壤冲到马路上来。这就是街道办事处没有尽到管理的责任。街边大量小餐馆的开设都是获得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允许的。但他们的油烟排放往往很严重，为什么要允许他们开业？如果这类污染物排放的责任不向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追究，而是放纵这些机构将社区的房屋租出去开餐馆，创经济收益，北京的环境质量将会长期处于花钱多，效果差的状况。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管理存在的另一大问题是的，他们不准老百姓在社区中自己栽花种树。于是，在北京的许多社区里，都有绿地荒芜的问题。干燥、裸露的黄土成了粉尘的来源。
我在社区作调查时，常看到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干部大多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就像玩似的。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他们手中掌握着管理社区的一切权力，却没有工作的热情，不去为改善社区环境动脑筋，做实事。如果大家到过北京规划展览馆，就会看到一幅巨大的北京城市航拍图。从航拍图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就是由一个个社区组成的。这些社区谁管理？要么是单位管理，要么是街道办事处，或是物业公司管理。如果这个社区存在很多环境问题，它就会玷污北京，就会给北京增加污染。 所以责任一定要追到管这个社区的管理部门去。
现在的情况是要环保局承担空气污染的责任，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些污染不是环保局排放的。环保局是一个监测部门，它发现了问题，将其报告出来，就该由制造问题方承担责任。只有这样，环保局才会愿意公开空气质量的真实状况。
改善空气质量，要增加我们城市的吸尘能力
主持人：我们意识中觉得，为什么把这个责任推到环保局，是说他监管不到位，监管的那些化工企业违法排污，奥运会也搬迁了很多排污企业，大家觉得这些厂搬家了我们的环境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子。
李皓：北京对工厂排放的监管和要求都严多了，为奥运会永久性关了不少小厂子。现在大企业净化烟尘的技术也很成熟了，政府也积极支持企业治理烟尘排放。但事实表明，治理了工厂的排放，北京在奥运后的空气质量仍不高。我注意到，这两个月空气中的粉尘量很大。开车的人必须天天擦车，因为上面全是粉尘颗粒。那些颗粒不是来自工厂排放，而是来自我们的城市本身。因为这个时段并没有从外地吹来的沙尘暴。有几次下秋雨，雨点中充满尘土，滴在玻窗上全是泥点，这些尘土不是工厂排放的。
大家如果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都知道，一个城市里面，粉尘为什么老要往天上走？是因为城市里有热空气。空气一发热，气流就上升。空气一冷就要往下沉。所以北京前几天，空气质量天天都是一级。降温了，夜间的温度达到了零下几度。空气冷，水分往地面沉，空气中的粉尘也往地面沉降。但只要一升温，污浊的空气就起来了。空气一污浊，就达不到一级了，会上升到二级、三级。正因为这样，如果环保局的官员们有这个知识，他们就会想到，要增加城市地面对颗粒物的吸附力，比如增加城市植被，草地、灌木、树木都重要。如果植被量比较大、植被比较高的话，吸附空气中粉尘的能力就大。当这些粉尘在夜间因空气降温而下沉时，被植物或是湿润的表土吸附住了，在白天，空气中颗粒物的浓度就会减少。这也是为什么，草地应保持在20公分以上的高度，才有助于净化空气。
使我感到遗憾的是，目前北京环保局发布空气质量报告时，还从未提到过要通过增加城市吸尘能力的方法来治理空气污染。在发达国家，那里的天非常蓝。他们净化空气的重要方法就是非常重视尘粒的吸附。在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我都看到，他们的屋顶很少有光滑的水泥屋顶。屋顶上一定要铺一层石子，或是栽种植物。这样一来，当粉尘降落到屋顶上时，就被石子缝隙或植被吸附住，就不会被风再次刮起。但在北京，还看不到普遍实施这样的措施。虽然北京在呼吁屋顶绿化，但尚未普及。城市绿地是吸附粉尘的重要区域。北京的绿化覆盖率，北京园林绿化局宣布已经达到奥运承诺的40%或者45%。但绿地的吸尘能力普遍不好。原因是，绿地中有大面积的草皮，草皮被剪得非常矮，这样的草皮地几乎没有吸尘能力。掉在草皮上的尘粒可能不会扬起，但草皮地起不到明显的降温作用。在北京管理绿地的工人几乎都是没有经过知识培训的农民，承包绿地管理的公司老板自己也是没有知识的人。我常在路边与他们交谈，发现他们对绿化与环境的关系没有任何了解。
银杏吸尘能力差，要去爱惜北京的乡土树种
主持人：还有一个本土树种的问题。
李皓：奥运期间报道了很多成绩，达到了指标。北京承诺，绿地中的林木覆盖率要达到50%。就是说，绿地里50%应该是树。北京的公共绿地大部分由景观设计师来设计。我看了他们在公园里、马路边的绿地作品，感到北京多数绿地景观设计师完全没有环保和生态设计概念，他们甚至对植物的特性都缺乏了解。比如说，这几年老有媒体正面报道选栽银杏树。在景观设计师眼里，银杏树秋天有金黄的叶子，是高档树种，所以北京的很多马路边都种了银杏。但是这些景观设计师不知道，第一，银杏喜欢湿润、肥沃的土壤，在马路边或是广场地带，硬化面积大，土壤难以湿润与肥沃，银杏根本生长不好。第二，银杏主要靠侧根吸收水份和营养，硬化的马路边树坑，周边都是水泥，树根吸不到营养，能长得枝繁叶茂吗？现在进入了11月份，北京的银杏树都掉光了叶子。而银杏树叶的发芽时间是在4月下旬到5月。一年12个月，银杏树带叶的时间只有5到6个月，因此，银杏净化空气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一位学园林的人告诉我，北京最皮实的乡土树种是，杨、柳、榆、槐、椿。我也经常在路边观察，它们确实很皮实。它们的种子掉在墙角边上，只要没人拔，就可以长出一颗树来。柳树不光是垂柳，还有旱柳、馒头柳等，不但形态好看，而且耐旱、耐寒、也耐水。它们是北京最早发芽的树。早春3月还很冷时，柳树就开始发芽了，它们要到冬天的12月中旬才掉叶。因此，柳树是北京带叶时间最长的树种，达9个月。柳树长得快，树叶密实，从这个角度看，它净化空气的能力要比银杏高多了。如果北京的景观设计师们能从有利空气净化来选择皮实的乡土树种，就不会在绿化方面反复换树种了。我曾读到一位在上世纪20年代到过北京的美国人写的书，他写道，在北京的古城墙上转了一圈，从城墙上往下看，北京的内城绿荫如盖，每一个院子中都有花草和大树。我希望那样的环境面貌能重归北京。
12、徒步北京乐水行 细读河流变迁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2008年11月25日
除水务局、环保局外,走河者是对北京河流最了解的一群人
在北京有一群“走河族”。在过去5个月间,这些环保志愿者徒步走完了北京五环内大大小小54条河流,也亲历了一座城市的水系从浊还清的过程。
今年6月,北京水务局向国内外媒体宣布,北京城区污水处理率达92%,再生水回用率达50%,奥运水环境提前实现申奥承诺。对于政府公布的这一治理成果,城市“走河族”们的体验最为切身。
“臭水沟”的还清历程
“凉水河原来臭不可闻,夏天河两边不能开窗户,这条河我们去年走了两遍,感觉好多了,臭味儿没了,水是中水, 整个河流也流动起来了。”
被称为“民间水专家”的张峻峰从2004年开始调研北京河流,曾多次走凉水河一线,对这条河流的原始状态和整个改造过程了如指掌。凉水河是北京最长的排水排污河流,流经7个区县,原为南城著名的“臭水沟”,雨污合流臭了10多年。
2007年,一些原来住在凉水河附近的老北京人听闻“城市乐水行”要走凉水河,纷纷报名前往察看,看完多发出感慨:“变化太大了!”
一个月前,《望东方周刊》记者随行张峻峰等4名志愿者再次徒步走凉水河。出发点为南五环通州和亦庄交界处的马驹桥,沿凉水河岸向西北徒步,直至南三环,整个行程20公里。
34度高温下凉水河没有任何异味,河水自然流淌。
从马驹桥至博兴路桥边,还保持着令人惊讶的自然生态面貌。河边植被茂密,蝴蝶群飞。
走到四环边上,能看到此次凉水河治理的最大工程:小红门污水处理厂。这座2005年11月投入使用的北京第二大污水处理厂,消化了凉水河周边70%以上的污水。经过处理的中水,在此处集中汇入凉水河,下游的流量,多半来自这里。
徒步读水的意味
在“走河”活动发起之前,张峻峰开着越野车看遍了北京城区乃至郊区的大小河流和水库。2007年3月,光明日报科技记者冯永锋与张峻峰合作,依托民间环保组织成立自然大学,下设水学院、植物学院、鸟学院等。这所世界上“最奇怪 ”的大学欢迎任何人免费进来当学员。3月17日,自然大学的第一堂水学院课程开课,这一课程被他们命名为“城市乐水行 ”,也即徒步走河。
“北京水信息不能光掌握在水务局和环保局人手里,我们也需要获取这些信息,所以必须有一批人持续地在这里做, 人越多越好。”冯永锋向本刊记者介绍他的初衷。
“走河”活动时间定为每周六,最少时只有两人参加,最多时吸引了100多名志愿者。活动开展至今一年多已走了 130多次,参与者达数百人。
黄华是“走河”活动的铁杆成员。他陆续走过永定河下游、永定河上游、延庆的妫河等河流。3年的走河历程,他最大的感受是“生活方式必须改变”:“走河后你会对自己有强烈的意识,会有意识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比如节约用水。”
“除北京水务局、环保局外,我们是对北京河流最了解的一群人了。”冯永锋说。
奥运治污的民间智慧
在北京奥运的治污地图上,最醒目的一条河流当属奥运公园的清洋河。这条新诞生的水系是北京河流治理的一个奇迹。
“清洋河”2007年12月才命名,由仰山大沟、望京灌渠两条河流合并在一起整治而成。现在整条河流位于奥运公园内,前身是臭水沟,现在却是北京最干净的景观河流。
奥运场馆的水系治理要远远高于这个标准。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毕小刚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北小河再生水厂和清河再生水厂采用了国际先进的膜渗透技术,生产出来的高品质再生水都汇入奥运公园,水质能达到三类标准。”此前有媒体报道,部分场馆内的再生水可直接饮用。
问题也在所难免。跟河流打交道多年的王建发现,从起点到终点走全流域通常会发现,脏的河段通常在四五环外尤其是南城的城乡结合地带,未能处理的8%污水几乎都集中于此。
这样的课题像志愿者脚下的河流一样,延伸到了奥运之后。
13、冯永锋：是不是罚得重就能阻止向水排污？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8年11月25日
“如今一切有了着力点”，冯永锋说的“着力点”是指环保，他说环保使他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
现为某中央级党报记者的冯永峰，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其环保缘始于1997年，当时就职于西藏日报驻林芝记者站的他，恰遇第二期“大学生绿色营”到藏东南调查天然林砍伐情况，期间，绿色营的创始人唐锡阳将冯吸纳为绿色营成员。
然而，真正开始关注环保并付诸行动，得从冯的云南行说起。
2004年底，冯永锋去云南出了几次差，云南当地的生态现状让他触动颇深，并产生了一个想法，将云南的真实生态遭遇写成一个调查报告。
随后，冯永锋先后十多次出入云南，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查，由于时间、人手、经费等条件限制，冯写了两个案例，一是云南的大面积生态替换，经济林替换了天然林；另一个是迪庆州的旅游发展，对自然保护与社区保护的共同冲击。最后，这一调查报告成稿为《拯救云南》一书。
虽然调查报告出版给冯带来了很多麻烦，包括其所在单位对他的批评和处罚，但他已对环保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开始专注于此。除了报道领域由原来的科技转为环保外，业余时间，他更是对中国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考察，遍访各界环保人士，多次徒步实地考察众多河流、水源、垃圾填埋场、山林。
在拥有充分的一手环保资料后，冯永锋开始撰写他的第二本环保专著——《不要指责环保局长——从北京看中国城市环保出路》，于今年4月份正式出版。
该书以北京为样本，从“问城”、“问废”、“问湿”、“问气”、“问天”、“问路”、“问荒”等八个方面进行了剖析，以探寻中国城市的环境出路。
正如冯为该书所写的序一样，“不要做一个只会写作的环保主义者”，2007年，是冯重大转变的一年。
2006年8月份，一贯思维活跃的冯永锋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成为“自然大学”的雏形(见本报今年4月4日《直面身边的污染》)。
2007年3月17日，这一想法以“走水”的形式在北京开始试行，4月15日“城市乐水行”正式启动，借助于北京地球村、绿家园、绿十字等环保公益组织，厦门、兰州、天津等城市也先后开展“自然大学”活动。
“这所世界上最奇怪的‘大学’能够让激情型社会成为可能。要喜欢大自然，要参与环保，光讨论、开会、培训、下决心，是没有用的，必须亲自到自然界中看，看它们的苦难，看它们的美好。”冯说。
在冯看来，面对没有专职人员、毫无经验、没有经费等困难，这一最初的突发奇想能演变为现在逐渐成型的自然大学，靠的是“激发型社会生态”，即参加自然大学的每个人都正派、坦荡、互相支持，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学生，都是“大学同学”。
“而传统的管理型社会生态，其金字塔型的竞争机构往往导致人心灵恶化，不可能关注公益，不可能保护自然。”
只要自己在北京，冯永锋一定参加北京的“城市乐水行”，作为一名活动的发起人，也作为一名参与者，通过近10个月的活动，冯与几个铁杆的参与者逐渐形成了一些清晰的“办学”模式：“自然大学”下面可开展数个学院，如水学院、鸟学院、植物学院等，这些学院活动的开展视各个城市的自然环境而定，由当地民间环保组织开展具体学院项目，项目下设教授、班主任、学生会干部、课代表等职务，另外学院还开设有研究中心。
以北京自然大学水学院为例，目前有探路班和考察班，探路班的职责为探清沿途路线情况，以供考察班使用。
班主任从参加足够次数的学员中选拔，负责3个月课表的制订和每次活动的内容设计，另外还负责聘请教授(能够较长时间参加)和客座教授(在每次参加的同学中发现)。
更多的具体事情将由“学生会干部”来分担，他们与班主任一样，都是一次可担任三个月任期，然后改由他人就任。学生会干部分为：宣传委员(包括宣传资料的印制和发放)、文艺委员(路线开发和活动设计)、学习委员(活动总结、资料上传、资料积累、资源共享)、劳动委员(每期活动的后勤保障，比如测水工具、旗帜、标志等)、安全委员(包括沿途的安全防护和医药急救服务)。
课代表则分为测水课代表、文化课代表、生物课代表、社区课代表，他们分别负责每次考察活动中的测量、记录、访问等内容。
虽然“办学”模式渐次清晰，但自然大学仍面临着众多问题，如经费欠缺、缺乏专门的项目官员、活动过程的“课件设计”不够、与社会资源的合作度不足、经验仍很欠缺等。
“惟一的方法就是坚持，在坚持中让更多的人进入，与所有的社会资源合作，发挥大家的智慧。”
冯永锋开始乐观地计划着明年可能实现的事情，大量申请各种可能的资金支持，争取31个省会城市和7个计划单列市都能够开展；与中国科协全面合作，尽可能成为其环保科普的一个重要活动。
另外，他正筹办“自然大学研究中心”，即以小额资助的方式，开展一些志愿小组的兴趣调研，比如“北京的坑塘现状研究”、“发现我们身边的工厂”、“全国城市笼养鸟调查”等。
“生活比以前有了着力点，文字与原来相比，更实在，少了漂浮和空洞。”冯平静地介绍着自身的变化。
现在北京自然大学水学院逐渐加入了几名小“大学生”，最小的才6岁。这些孩子在父母的监护下，坚持参加每期的“课程”。活动中，冯永锋时常牵着他们的手，行进在北京的河道边。
14、五大连池遭污染萎缩威胁 矿泉水质或受污染
来源：新华社2008年11月25日 孙英威、王松
五大连池火山堰塞湖已被大片耕地包围。（10月14日摄）。
新华社哈尔滨１１月２４日电 拥有丰富火山地貌和矿泉水资源的黑龙江省五大连池自然保护区，正面临污染萎缩的威胁。由于周边缺少天然和人工防护屏障，每年都有大量的泥沙和化肥等物质流入湖泊内，保护区内的８个火山堰塞湖出现湖底淤积、富营养化污染加剧等问题。保护区的干部说，如果再得不到根本治理和改善，若干年后不仅８个火山堰塞湖会逐渐缩小，五大连池矿泉水的水质也可能受到污染。
过度开垦致使水土流失湖底淤积
五大连池位于我国北部边陲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以世界著名火山和著名矿泉闻名遐迩。１４座新老期火山呈“井”字形在１０６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排列，喷发年代从史前２００多万年到近代２８０多年前。由于境内的一条河流被新期火山熔岩流阻塞，成为底部连通的５个大型火山堰塞湖，即五池，五大连池因此而得名。
由于湖边大部分地域为耕地，每当下暴雨的时候，夹杂着泥沙、化肥、农药的雨水便顺着笔架山直接流到下游的药泉湖。五大连池管委会环保局副局长王佳君指着笔架山南坡与药泉湖之间的一道沟壑说（10月14日摄）。王松/摄
除了５个大型火山堰塞湖外，五大连池还有３个小型堰塞湖，即南月牙泉、北月牙泉和药泉湖，地下还分布有５条矿泉水带，其中药泉山矿泉水带被人们发现利用较早。目前，五大连池自然保护区已获得世界生物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２个世界级和１１个国家级“头衔”，被誉为“火山地质博物馆”。
但多年以来，由于湖泊沿岸的过度开垦，池岸失去了保护林等天然屏障，造成池岸坍塌后退、湖底淤积。站在五大连池保护区内的休眠火山――老黑山山顶，５个大型火山堰塞湖尽收眼底。放眼望去，５池周边除有少量村落、建筑物外，几乎都是平坦的开阔地，许多地方呈现出规则走向的田垄。缺少了植被保护的池岸，只能任由池水冲刷。记者在面积最大的三池岸边看到，湖泊沿岸土地已有部分塌陷到湖中，沿岸松树也有不少随土地塌陷而大幅度倾斜。
据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调查，８个湖泊周边２００米范围内现有耕地１．３７万亩，１０００米范围内有耕地４．１５万亩，这些土地于１９８５年土地详查之前被垦为耕地，现已全部列入基本农田。因沿岸缺少植被，每逢雨季地表径流携带泥土等流入湖内，造成湖床升高，湖面扩大。长此以往，小面积的湖泊就可能萎缩退化成沼泽湿地，甚至有可能消失。
五大连池三池岸边垃圾遍地（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松/摄
居民排污加剧湖泊污染影响矿泉水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水土流失的同时，湖泊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直接排放，也使湖泊污染日趋加剧。加之农田中的化肥等残留物也逐年流入水体中，湖泊富营养化问题加剧。这些污染严重威胁着地下矿泉水的水质。
据五大连池管委会调查，目前湖泊周边及矿泉水带上建有多个村庄、农场和２８家疗养院。其中部分宾馆、疗养院接通了排污管线，而居民区的平房均没有排污管线，生活污水、牲畜粪便等在地表直接排放。保护区没有一个垃圾处理厂，现有垃圾只是以填埋的方式处理。
在三池岸边的一处集中居民区内记者见到，一条道路直通池边，道路的边沟内堆满了垃圾。在距离池岸约５０米处建有一个露天养鸡场，鸡场内也没有见到专用的垃圾处理设施。当地一位居民说，由于污水、垃圾直接排放，冬天岸边二三十米以内的冰面都是黄色的。
五大连池管委会环保局副局长王佳君向记者介绍景区中三池的污染情况（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王松摄
五大连池管委会环保局副局长王佳君说，由于每年化肥、农药残留物及居民污水排入湖内，湖水富营养化加剧。１０年前仅距湖岸２米以内的水面长有水草，现在每年七八月份，水草已蔓延到距岸边３０米远的湖面，其中药泉湖甚至有三分之一的湖面长有水草。９月份后，大量水草腐烂导致水质恶化，湖水变绿，出现富营养现象。在面积最大的三池，平水期水质为２－３类，丰水期为３－４类，立秋后水质才会有所好转。
王佳君对记者说：“药泉湖是药泉山矿泉水带的重要补给水源。药泉湖的水质监测显示，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５年湖水水质均为２－３类，２００２年时已达到４－５类。一旦污染了地下矿泉水资源，再想治理难度极大，五大连池可以直接饮用的天然含有二氧化碳的矿泉水也可能因此消失。”
体制“分割”制约保护区管理
据了解，五大连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１０６０平方公里，但五大连池管委会实际管辖面积只有７２０平方公里。５个大池周边耕地绝大部分归属五大连池市、垦区农场、大庆油田农场、部队农场，矿泉水带上的疗养院多数为中直、省直事业单位建设。五大连池管委会只是赋予相当于县级政府职能的机构，与以上各单位没有共同的隶属部门，在具体工作中无法协调。
由于周边缺少植被的保护，湖水长年冲刷湖岸，岸边部分区域已经塌陷，一些用于护岸的人工林木出现倾斜现象（10月14日摄）。
按照《黑龙江省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保护条例》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管委会应当按照总体规划的规定，有计划地组织核心地区的现有居民逐步迁出，核心区内的耕地按总体规划全部退耕护岸林，还草、还湿地”。但受到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遗留体制问题的限制，管委会难以对五大连池原种场、大庆农场、部队农场等拥有耕地实施退耕还林。
为解决湖泊污染问题，２００１年五大连池管委会成立后，在自己的管辖权限内，迁走了矿泉水带上的部分居民住宅和个别医院、疗养院、水厂，总面积２．４万平方米；通过省国土资源厅立项实施了药泉湖清淤治理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污染程度。但管委会财力有限，与８个湖泊面临的污染形势相比，治理力度明显偏小。
五大连池管委会一位负责人说，在１０６０平方公里内７２０平方公里外保护带内，风景区管委会并不能行使一级派出政府职权。管理体制上的不顺，导致环境问题难以解决。为使这一珍贵资源不污染、不消失，当地干部建议有关部门尽快从三方面采取保护措施。
由于周边缺少植被的保护，湖水长年冲刷湖岸，岸边部分区域已经塌陷，一些用于护岸的人工林木出现倾斜现象（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王松摄
一是推动８个火山堰塞湖沿岸农田退耕还林。建议先期将湖泊周边２００米范围内的１．３７万亩耕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湿；二是对湖泊沿岸居民区和核心区、重点区内建筑进行分期、分批拆迁；三是重点解决五大连池火山堰塞湖污染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避免出现类似太湖污染难以治理的问题。
据悉，五大连池火山堰塞湖出现的萎缩污染问题已经引起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注。
15、跨界污染治理为何困难重重
来源：半月谈 2008年11月24日
近年来，跨界水污染事件在一些地区频频发生，不仅造成水质性缺水，导致群众饮水困难，威胁其身体健康，而且给相关行政区域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影响了跨界地区的社会稳定。如何治理跨界水污染，是当前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跨界污染多 治理难度大
一条较大的河流通常会流经多个行政区，甚至跨越国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河流跨区域污染问题十分突出：上游地区的工业或生活污水排放，频频在下游区域制造污染事故。
本刊最近报道的流经苏皖两省的奎河便是跨界污染的典型。奎河发源于江苏省徐州市，是徐州市区的主要纳污河流，污染严重。奎河在流经徐州境内27公里进入安徽境内后，对部分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多年来，沿河两岸5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宿州市埇桥区北部沿河村民一直饮用有怪味的地下水。2005年～2006年卫生部对埇桥区居民的身体健康调查表明，奎河沿岸村民患病率尤其是肿瘤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跨界污染也是一些难以预料的突发公共污染事件的罪魁祸首。2006年11月15日，四川泸州境内的泸州川南发电有限公司泸州电厂发生柴油泄漏事件，泄漏柴油近17吨，部分柴油流入长江，在江面形成长约几公里的污染带。污染带顺水而下进入重庆境内，造成沿江两岸部分乡镇一度不得不停止向居民供水。
事实上，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跨界污染事件还有不少，如豫鄂交界地区白河污染、江浙边界水污染、苏北鲁南龙王河污染等等，都不同程度地给下游行政区域带来污染，影响了当地群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
跨界污染治理难在何处
记者了解到，跨界污染问题近年来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出台的诸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政府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环境保护任期目标责任制、党政领导环保政绩考核等多种措施，也都涉及治理和遏制跨界污染。国家还重点整治了山西陕西内蒙古交界“黑三角”地区污染、湘黔渝交界“锰三角”污染、豫鄂交界地区白河污染、江浙边界水污染等环境突出问题。但虽经多方努力，跨界污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治理任务较为繁重。
长期从事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室主任雷亨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行的环境管理行政体制只要求本地政府对本地环境负责，是导致“跨界污染”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我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恶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事实上，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明确指出，水污染控制要以流域管理与行政区管理相结合。可是，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流域管理是以部门管理与行政区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结果导致流域管理难以真正发挥效力，流域上下游间污染转嫁，增加了协调治理污染的难度，从而使得跨界水污染问题成为难治之症。
此外，流域水功能区划不完善，也是跨界水污染纠纷的一个潜在因素。依照国外经验，水环境功能区划在流域水环境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水环境功能区划还存在许多问题：缺乏统一的流域区划技术体系；目前多以水体现状使用功能为基础进行划分，缺乏水生态系统完整性体系；以行政区为基础划分，缺乏流域上下游、左右岸之间协调的科学基础等，这些都成为实施跨区域水环境管理的难点。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英旭表示，为防止跨界水污染问题发生，首先要建立从整个流域角度，统一规划与协调水资源的经济功能与生态功能的水域功能制度，并以此作为水污染防治的基础，协调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布局的关系。其次水资源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必须按流域进行，建立流域水资源利用和水污染防治统一管理机构，全面负责流域水资源、水环境容量与排污量统一管理与合理配置，加强流域管理制度的完善和细化。同时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整治跨界水污染，如采取征税、补贴、生态补偿等限制性或鼓励性经济措施，促使流域内减少排污、消除污染。 （徐旭忠）
16、污染责任险不能强制推行?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8-11-25 刘英团
环境保护部最近以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的形式再次力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行，就是将加强企业环境管理的任务通过市场机制分摊或转移给保险机构，环保部门承担的环境执法、环境管理的责任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管理方式方法。
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治理环境更应当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环境治理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改善环境质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尽量避免一刀切的做法。笔者以为，防控污染必须与时俱进。环境管理创新，不仅要创新管理理念，更重要的是创新管理方式、方法，创新管理技术、手段，变微观治理为宏观管理，将公共事物的管理权限和责任从传统的政府垄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多元主体(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共治的局面。而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切实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的迫切要求，是环境管理与市场手段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是环境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制度创新。
国际经验表明，实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维护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提高防范环境风险能力的有效手段。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使被保险人(造成污染事故的单位或个人)把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可以避免巨额赔偿的风险，环境污染受害者又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救济。经过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印度、巴西、韩国等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虽然中石化、中石油等垄断企业均以财力雄厚、可自行解决污染赔偿问题，并担心国内保险公司不具备承保能力为由，对这一险种能否满足环境风险保障需求存在疑虑。但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制度，其发挥的巨大作用不容质疑，而且环境保护部已在江苏、湖南、湖北、河南、重庆、深圳、宁波和沈阳等地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为全国的大面积推广提供经验。因此，笔者以为，国家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强制的手段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使这一经济和环境“双赢”的制度得以推广和落实。
毫无疑问，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由于善后处理没有机制保障，企业应承担的赔偿和应履行的环境责任往往没有落实，污染受害人不能及时获得补偿，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违法排污企业获利，环境损害大家买单”的现状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建立有效的环境污染责任险制度迫在眉睫。而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我国加强环境监管能力的现实需要，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是环境保护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环境保险制度已经为我们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现在关键就是怎样以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转变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模式的突破口。此外，中国经济发展和法律制度日益健全的趋势也必将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因此，笔者期待有关部门抓紧制订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专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细化有关责任事故认定、损失评估标准、保险保障范围、操作流程等具体内容，明确企业投保费用税前列支，减轻企业负担，为强制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提供法律依据。
17、李皓：净化北京空气需全社会参与
来源：新京报 2008年11月24日
2001年7月13日是奥林匹克2008年举办国的投票日。之前的那几天，我正在泰国开会。因想了解北京申奥的进展，我天天收看CNN和BBC。然而，这两家电视台当时对北京申奥的预测很不好，理由之一就是北京的空气污染严重。与北京竞争2008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有：加拿大的多伦多、法国的巴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日本的大阪。从环境质量来看，这些城市确实优于北京。
但国际奥委会投票的结果是：北京56票、多伦多22票、巴黎18票、伊斯坦布尔9票、大阪6票。这是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北京就胜出了！我高兴得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面对这一结果，CNN和BBC显得很失望。他们的评论者在电视上猜测说：北京可能是行了贿。也有人指责说：国际奥委会不公平。这使我深切体会到：北京申奥成功实在太不易了。
7年过去了，奥运会近在眼前。已落成的奥运场馆与设施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要为2008奥运会提供最好的场馆与优质的服务。但北京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却仍是影响环境的主要问题。
可吸入颗粒物是指粒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它们悬浮在空气中，常被称为尘埃。人呼吸时，这些细小的颗粒能不受鼻腔与咽喉的阻挡而进入肺部。5-10微米的颗粒能到达肺上部的气管与支气管，小于5微米的细颗粒可到达细支气管。当人在剧烈运动状态下，用嘴呼吸时，细颗粒可达肺深部的肺泡区。而进入了肺泡的飘尘是不可能有效排除的。如果吸入量大，就可能存留于肺中，导致肺气肿等病变。由于运动员在最大运动状态时，其换气量要增至安静时的10多倍，因此，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高，对运动员伤害的可能性就大。
北京的可吸入颗粒物来源有五：一，汽车尾气排放的烟雾颗粒；二，车辆行驶时摩擦地面产生的尘粒；三，干燥沙土被风刮起的土壤颗粒；四，施工扬尘；五，燃煤炉灶与餐馆排放的烟尘与油烟颗粒。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导值为：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日均不超过50微克/立方米。这样的浓度标准与中国的可吸入颗粒物污染指数小于50相当。也就是说，如果奥运期间，北京能提供一级（优）的空气质量，就能最完美地达到保障运动员健康的要求。
目前，北京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还在100微克/立方米左右徘徊。要使其浓度大幅度下降，北京需动员全社会参与减尘。具体而有效的做法是：有车族减少开车，停车等候时关掉引擎；绿地减少修剪草坪，因为草高在20公分以上能大大增加吸尘功能。对已有野草覆盖的绿地应顺其自然，不要拔草；物业与居民应尽量扫净窗户、阳台、棚顶上的积尘；社区、单位、店铺应设法将雨水引入绿地，使土壤保持湿润，也可使用废水浇灌门前绿地；环卫工人在清扫路边尘土时，应让园林有机质留在绿地的树坑与灌木下，以减少土壤裸露；道路管理部门应清扫立交桥下的积尘，对裸土区域使用旧砖覆盖即可；各大小餐馆要给自己的烟道安装好油烟净化装置。
为提高北京的空气质量，政府已发布了对车辆出行进行严格管理的公告。但任何城市的空气质量要达标，都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新京报）
18、燃油税为何难讨大众欢心
来源：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2008年11月25日
这次看来是真的。在“适时”和“择机”了十多年后，燃油税眼下有了明确的时间底线。上周，先是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放风“政府将马上开始征收燃油税”，然后国税总局的权威人士表态“不会拖到明年”。然而，和以往普通消费者大声叫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燃油税的出台似乎难讨大众欢心。北京媒体昨日报道称，来自全国各地的1773位车主“联名上书”发改委，请求先进行成品油降价，再讨论燃油税的开征事宜。
“联名上书”的诉求直指燃油税的“软肋”：先是成品油价不与国际接轨，高位开征难以洗脱保护垄断利益的指责；再是不将路桥费用纳入其中，大异于国际概念的燃油税所起的杠杆作用未免会大打折扣。
燃油税久拖不出，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国际油价持续走高，高油价让决策层必须考虑社会承受能力。想想2001年，燃油税暂缓实施的官方解释是油价太高，而当时油价只是每桶28至30美元；当国际油价从年中每桶147美元的高位回落到眼下的50美元左右，三分之二的落幅被视为燃油税出台的最佳时机。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国际油价的变化看到眼里，但和大家利益切身相关的却是成品油价格。燃油税要出台，成品油定价机制如何改革却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法，全国车主的“联名上书”只是表达了大众的一种担心：燃油税开征，但成品油价格仍然居高不下。在普通消费者的心目中，成品油下调的急迫性更强于燃油税开征。
从政策制订的角度来看，政府管政策，市场管价格，燃油税与成品油定价机制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两回事。但是民众将本可分得很清楚的两件事“捆绑”在一起，无疑是表达了对垄断利润的不满。油企经济利益固然需要维护，但不能总让消费者来“埋单”。有财经媒体引述油价改革领域核心人士的话称，最近两年间，国家调整油价与否，更重要的指标是两大集团的财务报表，相比之下，国际油价仅仅只是一个影响调整油价的参考指标。燃油税的出台势在必行，普通消费者可以接受高油价，但不会容忍被利益集团绑架的高油价。
在社会对于燃油税的期待中，用透明的税收替代不透明的行政收费，从“按车缴费”转为“按油纳税”并不会直接加重负担，多耗油者多缴税、多跑路者多缴税的原则能够达到节能减排的大目标。但是，在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的解释中，燃油税出台的同时，取消的只是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六项收费。在普通消费者的账本上，这样的安排无疑又是一种无奈的牺牲。一次性缴纳的养路费并不是笔大支出，最为诟病的路桥费仍然保留下来，这种打了折扣的燃油税不仅很难鼓励环保出行，更容易变成事实上的支出“增负”。毕竟，国际上开征燃油税的主要动机旨在节能降耗，增加财政收入属于次要目的。
“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是开征燃油税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燃油税出台应当具备的正当程序。”联名上书发改委，所要求的其实很简单。如此急迫的“出声”，缘自一种无奈的处境。尽管燃油税的方案并没有出现正式版本，但是作为缴纳主体的普通消费者，在利益分配圆桌上并没有应有的座位。赶在方案正式出台之前表达自己的诉求，普通消费者所要求的不过是公平而已。
19、推荐于晓刚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 一位老员工和追随者的推荐函
推荐人：李大君，2003～2006年“绿色流域”拉市海项目负责人
现供职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总有一些人会因感到而行动，也总有一些事会因行动而改变。
于晓刚是创建于2002年“绿色流域”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负责人。按照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标准和程序，作为以前的同事、现在的朋友和今后永远的战友，我推举于晓刚成为2008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以下是他的部分环保事迹：
从热带雨林到高原湖泊
于晓刚最早涉入环保领域是在1989年，那时他作为云南省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参与了福特基金会支持的云南山地扶贫和社会林业项目。1991年，在作了大量森林和民族调查后，他与另外两个学者合著出版了《社会林业概论》，对启动和推进云南社区林业项目起了引领作用。1992年，他进入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在热带雨林中作了3个月的调查。提出热带雨林中的傣族、布朗族和基诺族可以参与到保护区的工作中来，形成共同管理和保护生态的统一战线。他的调查报告和建议后来被麦克阿塞基金会采纳，对形成后来的西双版纳保护区“社区共管项目”起了较大的作用。1992年至1997年间，他主持或参加过多个生态保护方面的研究课题，包括中国南方社区林业调查，云南渔业资源保护，发展、保护与社会性别等等。1998年，长江流域及中国多个流域爆发洪水灾害，中央政府迅即发布天然林禁伐令。之后，于晓刚只身进入金沙江上游的十多条小流域考察流域天然林和社会发展问题为期半年。他发现把洪水原因归咎于上游社区“滥砍滥伐”天然林值得商榷。上游社区（多是少数民族社区）在木材砍伐和贸易中并没有获得多少利益，而在流域森林保护中承担更多的保护成本。而另一方面，下游社区或城市在木材贸易中获得主要利益，而在流域保护中再次获益，但不一定承担成本。应该形成上、下游之间生态利益补偿的机制。调查洪水只是他关注诸多流域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其他问题还有：社区承担流域开发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成本，但却不能参与开发决策，甚至没有知情权；如何才能建立社区与生态良好的互动关系，建立生态和谐的社区；流域生态有整体性，而每个人的利益是分化的，如何共同保护流域共享生态利益；流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有多种，惠及不同需求的人群，如何让不同利益群体参与流域保护与发展的规划，形成多赢的目标。
2000年，于晓刚把他的流域思考和小流域管理实验示范设想提交给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乐施会，获得支持。自2000年到2008年，他在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创建了国内首个自下而上的，参与式的流域综合管理项目。在他和他的绿色流域同事们的努力下，2000年拉市乡政府成立了流域管理委员会负责规划和协调：2001年建立了半山区的西湖村流域管理小组和山区彝族洋芋场村流域管理小组。2004年成立了拉市海湿地渔业管理协会，代表8个村500多渔民的利益，保护湿地和渔业资源；2006年成立了拉市海东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代表11个村管理灌溉和维修灌渠。所有的流域管理活动和社区发展项目都采用群众参与决策、实施、监督评估的方法，并把扶贫和生态保护密切结合，得到村民们大力支持和参与实施，项目获得良好的产出和影响。2005年，绿色流域的拉市海流域管理项目获得三项奖励：“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案例大赛” 颁发的一等奖（由经济观察报和12家中央政府部门参与评选），阿拉善生态协会颁发的“胡杨奖”，以及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颁发的环保一等奖。2008年，绿色流域扶持的拉市海湿地渔业管理协会荣获福特汽车环保奖--生态和谐社区奖，拉市海东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同时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提名奖。
水坝与社会影响评价
于晓刚是老知青，在靠西南边境的景颇山上滚打了3年，至今一脸铜色。他也是老兵，为了军营建设，他干了5年烧砖窑的活，在灼热的砖窑前入了党。他在恢复高考时第一批上了大学。毕业后，他被选拔到省委工作，但他还是争取在一年后调到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他更喜爱接近纯朴的民族和他们生存的高山峡谷生态环境，他不断地在追寻一个谜：为什么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留下那么多的生物多样性，成为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和保护区，少数民族如何适应和利用他们的环境和资源，环境与生存又如何锻造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民族学研究所的工作使他有大量的机会去寻觅谜底。然而，这个谜最终引他卷入了水坝之争。
2001年底，云南大学申请到一个研究项目，研究澜沧江M水坝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影响。最后社会影响研究的任务落到了于晓刚身上，他当时的正式身分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研究人员。于晓刚作为该项目的主持人带着课题组成员来到M水坝进行社会影响评价。让于晓刚震惊的是就在离大坝不到一公里的移民村，尽然半数村民依靠拾荒度日。而整个库区约六、七千移民中，三千多移民因失去土地和补偿不足生活极度贫困。据当地村委会说，过去也曾经有学者来此调查，他们只逗留2个小时问几个问题就离开了，没有任何结果，移民问题依然得不到重视。于晓刚提出要用公众参与的调查方法，用严谨的社会影响评价程序，用社会、文化、生态、经济综合的视角，以为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调查和评价这个水坝产生的社会影响。调查受到村民的热烈参与。每天的调查活动从早晨延续到深夜。调查运用了村民大会、小组座谈、家庭访问、个体访谈的方式，采用了移民史、问题树、社区资源图、两性影响和能力框架、行政和服务机构图、影响评价表、策略分析等等社会影响评价工具。做到调查不留死角，评价公正求实，所提措施有针对性易于采纳。在库区的调查足足30天，与村民同吃同住了30天，调查组一些成员半途推出，最后仅剩下两人坚持到底。离开库区时，村民们说，从你们身上看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学严谨的态度，为民解难的精神，相信这个调查会为移民干渴的心灵带来上级政府的甘露。2002年8月，这份180多页的调查报告终于得到前总理朱镕基的关注。云南省省长和副省长批示解决M电站社会遗留问题。2004年底，M电站八千万人民币的移民再补偿方案获得通过。
2003年7月，是于晓刚和他的同事们兴奋的月份，“三江并流”获得世界自然遗产殊荣。对于致力于倡导公众参与流域保护的绿色流域，感受到全世界对这一地区关注的目光，以及对在这里工作的环保组织的羡慕之情，这些即是压力也是动力，更是嘱托。然而，不久N江水电规划从天而降。13级水电计划是否符合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是否遵循了先有流域规划和环评，再有专项开发规划和环评的程序？是否考虑了社会影响和受影响村民的四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是否体现了科学和民主的决策？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的同事们决定在N江水电争议中坚持和谐社会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促进水电建设善治，实现决策科学、民主、公正、参与和透明诚信。他在国际和国内的论坛上大谈科学发展观与流域开发，在移民社区中宣传和谐社会和党的移民政策，在与水电专家同台的研讨会上，诠释社会影响评价的意义和方法，他和媒体配合，在TOM网站“大坝周”、CCTV 新闻调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经济杂志、南风窗、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上介绍了有关三江流域保护、移民参与决策的意义。介绍水电建设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强有力的工具：社会影响评价。在于晓刚的协助下，三江流域的移民社区代表互相访问交流经验，意识和能力得到提升。他们中的五位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北京论坛”并发表论文，重申党中央赋予村民的“四权”。北京论坛最后达到多赢局面，移民的参与被大会组织者和国家发改委领导在闭幕式中高度赞扬。会上有关领导评价，这是中国水电开发中移民民主参与的高起点。由于M水电站的社会影响评价及其效果，以及协助三江流域社区参与水电决策，2006年于晓刚荣获有绿色诺贝尔奖之称的“格德曼环保奖” 。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多难兴邦，民间有道
2008年几次大灾面前，我国的人民，党和政府以及军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民间组织也临危挺身，数以千计的民间组织和几十万志愿者参与了紧急救援。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的同事们也加入到这热血洪流。但他们的参与另有可圈可点的意义。年初南方的大雪，成灾面积广，持续时间长。云南的滇东北和滇西北也遭遇到多年不遇的低温冷冻雨雪天气。绿色流域支持的拉市海项目区的彝族同胞受灾尤重，冰雪之后又遇龙卷风。彝族洋芋场村受灾最重，它也是拉市海流域海拔最高（3200米海拔），最为偏远也是最最贫困的一个彝族村，许多房屋屋顶被大风损坏。于晓刚带领绿色流域的同事们在丽江慈善会和民政局同志的陪同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21公里狭窄险峻的山区积雪公路，为各家各户送去每户1200元至1800元得救济款，传递党和全国人民的温暖。在这个风雪交加时刻，一对双胞女婴降临到这个彝族村子里。是喜还是忧？这里从来没有出生过双胞，这是彝族村民们的吉祥喜事。可是由于大雪封山，双胞女婴只能在火塘边降生。出生不久，一场龙卷风掀翻的屋顶，双胞女婴在风雪交加中双双染上急性肺炎，命悬一线，被紧急护送到丽江城医院又遇到上万元医疗费的难题，急得家长和全村村民四处求助。于晓刚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送去一万元医疗费。经过15天的抢救，两个美丽的彝族双胞女婴留在了温暖和谐的人世间。绿色流域在对受灾最重的村子紧急救助后，又对山区其它7个彝族村展开灾情调查。发现总共有160多户人家的近200所房屋屋顶瓦片因粘接不牢被大风掀落，或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水管被冻裂造成饮水困难，家畜冻死和洋芋籽种冻烂使来年生计深陷困境。调查后，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的同事们立即形成紧急救灾项目建议书，提交香港乐施会。香港乐施会立即回应，并在最短时间拨付了16万元救济款。绿色流域的同事们和乡政府负责救灾的干部早出晚归，有时工作到凌晨，在短短十天内把几十车救灾物资（瓦片、水管、棉衣棉被）和来年春耕所需的洋芋和饲草籽种送到各村各户。救灾行动使县民政局、丽江慈善会、乡政府、香港乐施会和绿色流域都赢得了彝族灾民的口碑。然而，于晓刚在四月份提交的救灾总结报告中反而作了自我批评。他反思到为什么我们过去的环保和扶贫项目没有充分关注到灾害问题。许多灾害损失可以大大减少，只要村民有防灾减灾的意识和措施。此后，绿色流域开始把社区灾害管理作为流域管理的核心工作之一。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绿色流域除了通过四川民间5•12救助中心向灾区捐助紧急卫生用品、派出机构工作人员到重灾区汶川县三江乡提供灾区儿童社会支持并了解灾情，于晓刚认为绿色流域更紧要的一件事就是立即着手对NGO和受灾社区进行有关灾害管理的能力建设。他说：社区灾害管理可能不是外来救助者的首要需求，但它的确是受灾社区和将来的受灾社区临危时最需要的，我们从那些遇难者求生的最后呼唤悟出它的意义的。“多难兴邦”这个“兴邦”就是总结经验和教训，发展顺利时想到减灾备灾，社区开展参与式的灾害管理，社区和中央政府两条腿走路，走一条环境可持续和抗风险的社会发展道路。在南都公益基金会5•12救灾项目的支持下，于晓刚和绿色流域救灾项目工作人员夜以继日整合国内、外社区灾害管理的经验案例和理论方法，设计培训课程和撰写讲稿，并到四川、云南灾区深入调研。在获得国内外丰富的社区灾害管理经验和第一手调研资料后，绿色流域与“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联合，于8月29日-30日在成都举办了第一届“灾害社会影响评价和社区灾害管理规划研讨班”。42个从事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草根NGO和部分国际NGO派代表参加了培训。参加培训的一位NGO领导人在闭幕式总结时说：“我们过去的救灾活动就像在城市里打巷战，短兵相接。研讨班使我们可以从空中鸟瞰全局，我们的方向感更强了，灾后重建一定要建设一个抗得住灾害风险的可持续的社区。不然，重建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来自受灾社区的代表说：“社区灾害管理规划一开始觉得难，通过听课和实习已基本掌握要领，自己回去就可以动员村民一起来做”。于晓刚在闭幕式感言中说: “‘社区灾害管理’是近年来在全球应对灾害实践中证明有效的方法。中国幅员辽阔，灾害频发，近十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虽然，各级政府积极应对灾害，负起一定的责任，但事实证明社区是承受灾害和抗灾的主体，社区人民的灾害管理能力，才是最有力的防灾减灾的基础。希望我们NGO、社区和政府共同努力夯实这个基础”。
社区灾害管理培训计划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实施得到NGO的欢迎，也得到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嘉许。在2008年度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的项目评选中再次脱颖而出。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世行已决定进一步资助于晓刚和他的社区灾害管理团队，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中国更多的地方，使更多的社区有能力应对突来的灾害。
NGO：银行问责，绿色信贷的另一推手
过去，金融业在一些环保NGO眼中就像雾里观花。然而金融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只要想一想，那些造成污染的投资项目，破坏或改变自然、造成数万人移民而遗留社会问题的大型工程，背后都有银行和金融界的影子，他们是贷款方或是投资方。然而，把钱存入银行的普通市民，或购买了银行股票的股民，那些受到银行贷款和投资项目影响的居民，那些普普通通诚实的纳税人（政府曾经用纳税人的钱去填补银行的坏账，将来可能还要在金融海啸中用纳税人的钱拯救银行）是否也有权利质询银行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在银行一方，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严格把关审批每一项可能有风险的项目也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1990年代，淮河流域一些“十五小”企业因污染严重被关闭，某银行十几个亿贷款无法回收。2007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对山西吕梁市实施区域限批政策，该市关停取缔191家环境违规和污染严重企业，某银行面临6亿元以上的贷款损失风险。厦门PX项目遭到公众反对不得不搬迁，某银行20亿先期投入面临损失。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已数不胜数。在国外，本世纪初花旗银行等知名金融机构因为支持了一些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大型项目而成为众矢之的，以国际雨林行动网络为首的众多环保NGO开始强烈指责花旗的行为。这些环保NGO甚至组织全美大学生抵制花旗银行的信用卡，再加上众多媒体的跟踪报道，花旗银行面临名誉损失并可能导致实质损失。花期银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审视自己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其它国际商业银行也都有与花旗银行类似的经历。2003年6月，由花旗银行牵头，10家世界著名商业银行在一起签署了协议，称作“赤道原则”，“赤道”即意味着公平。这些银行保证所提供贷款的项目经过严格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保证每年公布环境责任的报告。到目前为止，已有50多个资金雄厚、金融业务覆盖100多个国家的私立银行承诺遵守“赤道原则”，项目融资总额占全球市场总份额的80%以上。其中还包括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如巴西的4大银行，南非10家银行中有7家、尼日利亚12家银行中有3家将环境和社会影响作为它们发放贷款时的风险评估内容。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金融业实现接轨，建设现代化银行，就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信贷投资政策。 银行必须建立绿色评估审核机制，设立独立的环境评估和社会评估部门和专业人员，同时建立和健全公众质询和银行报告定期公开机制等。
绿色流域在2003年开始关注国内银行业的改革和国际上NGO对银行的倡导。2006年12月与香港乐施会、自然之友等在北京主办了第一届“NGO与银行环境和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2008年5月绿色流域在京组办了第二届“NGO与银行环境和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主要目的是中国NGO的能力建设，国家环保部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社科院也派代表参会。2008年NGO绿色银行倡导已初见成效。绿色流域与《经济观察报》“中国最佳银行”评选组委会合作，联合七家NGO和一家咨询公司评选了2007年度“中国绿色银行创新奖”。2008年7月份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中国最佳银行颁奖典礼上，于晓刚代表八家中国环保NGO为在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有创新的兴业银行颁发了“中国绿色银行创新奖”。兴业银行在10月份隆重宣布加入“赤道银行”，它是国内第一个加入“赤道原则”的银行，成为自愿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国际银行大家庭中的一员。于晓刚领导的绿色流域正在草拟绿色银行的评价指标，并计划出版《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并吸引更多的中国NGO参与银行问责，推动更多的银行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
一个热爱环境的人，必定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也必定是一个不顾一切去坚守内心召唤的人。当一个人不在乎失去，他才真的爱着；当一个人完全付出，他才真的活着。我知道，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良知与爱，让于晓刚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领域可以坚守20年，并一直坚守下去。中国也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像于晓刚这样坚守的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环境的未来。作为一位曾经的部下和永远的追随者，我为曾与这样的一位父辈并肩行动而感到踏实与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