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南盘江穿过曲靖陆良西桥工业区，许多工厂将废水直排江内。

南盘江沿江两岸的采石场产生大量灰尘。

曲靖花山工业区内的化工厂整日浓烟滚滚。

南盘江流至花山水库仍清澈洁净，田园风光迷人。但距离水库没多远便是化工厂聚集的花山工业区。

珠江源头如今已是著名风景区，源头水不断从溶洞中流出。

    当珠三角力图改变“资源廉价送礼式”粗放发展方式时，珠江上游正敞开大门引进高耗能、高污染项目。

    2009年8月15日中午，阳光明媚，昆明市柴石滩水库开发公司经理李忠明正在捞鱼准备招待客人。“这里的鱼天然放养，是最环保的。”他说，“很多鱼塘里喂饲料的鱼也打着柴石滩的牌子卖。”

    然而，正是李经理所言的这个日产数吨“绿色鲜鱼”的水库，2001年蓄水以来污染就逐年加重，尤其是2005年出现砷污染，到2007年全库平均值超标，突然成为一池“毒水”。

    这座梯级龙头水库和它所处的珠江主源南盘江的绝大部分河段一样，水质处于劣V类水平。柴石滩从其诞生以来，某种意义上一直是其上游城镇、工厂和乡村的蓄污池，而全长两千多公里的珠江，在其源头就遭遇了严重污染。

    南盘江

    “90年代水质变坏，2000后鱼虾绝代。”和珠三角一样，珠江上游的南盘江边也流传着类似顺口溜

    “翠峰一滴三江水，珠流万里入南洋。”1985年，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勘定珠江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马雄山麓，此后，曲靖一直着力推销“珠江源头第一市”这张名片。

    如今，源头所在已经被开发为国家A A A A级景区，门票40元一张。源水从溶洞中甫一流出便不再自然流淌，而是为坝所截形成一个人工湖，水上修有吊桥亭台，水中放养着鲤鱼，游客于景区地面铺着松针的餐厅进餐时，还可以欣赏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当地人唱的祝酒歌。景区以及周围乡村，四季如春，百花常开，牛耕狗吠，一派自然田园风光，而水质从源头直到下游花山水库一直清澈洁净，没有污染。

    然而，好景不长，南盘江从源头没流多远便会遇到珠江流域第一个大型工业园区———花山工业园区，这里集中了云南云维集团、云南沾化、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公司等数家大型化工企业。工厂烟囱巍然耸立蔚为壮观，排出的烟尘遮天蔽日，离得很远就能闻见一股刺鼻的气味，而江水流经这里到达沾益东风闸时已经由清澈变绿变稠。

    此后，南盘江一路南下，穿过曲靖市的主城区麒麟区进入陆良县境内，再由东北向西南贯穿陆良坝子(山间平原)流入柴石滩水库，这时珠江水便离开源头区域到达昆明市所辖的宜良县境内。

    其间，南盘江的污水来自以曲靖市中心城区、沾益县城、陆良县城为主的城市生活污染源，每天约7万立方米的生活污水排入江中；还有以曲靖西城工业园区、越州工业园区、陆良西桥工业园区为主的工业污染源，花山工业园区目前每天向江中排放4 .3万立方米的工业废水；此外还有沿岸广大农村施用农药化肥产生的难以统计的面源污染。

    《2007年曲靖市水资源公报》对曲靖境内南盘江河段水质的评价：I类河段仅8公里，占2.6%，其余均为V类和劣V类。

    “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摸鱼摸虾，90年代水质变坏，2000后鱼虾绝代。”和珠江三角洲一样，珠江上游的南盘江边也流传着类似的顺口溜，沿岸居民用它自嘲着近二三十年环境发生的变化。不同的是，当珠三角开始淘汰低端产业，力图改变“资源廉价送礼式”粗放发展方式时，珠江上游正敞开大门大力引进高耗能、高污染项目。

    源头第一市曲靖

    “曲靖的地方财政基本上只是保吃饭，全面污水截流和处理污水还有待时日。”

    曲靖为云南省第二大城市，全市户籍人口已超600万，素来是云南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大市，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烤烟基地和“西电东送”的主要基地。境内已探明煤炭储量居全省第一，锗和磷居全省第二，这令曲靖成为典型的资源性城市，因此对环境的历史欠账严重。

    上世纪80年代水资源评价表明，南盘江上段水质受到轻度污染，此后骤然加剧。到2001年，上段水质I-II类水的河段就只剩8公里了，其余均为V类和劣V类水，年废水排放量增加到1.31亿立方米，为80年的5.7倍，其中工业废水增长了4.5倍，城镇生活污水增长了22.1倍。

    工业废水一直是南盘江污染的重要原因，江水中有机污染和毒物污染兼有，主要污染除氨氮、总磷、挥发酚外，局部河段砷化物、汞、氟化物污染也很突出。上世纪末，主要工业污染源基本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投产的老企业，包括云南沾益化肥厂、沾益磷肥厂、陆良县银河纸业、陆良氮肥厂等重大工业污染源在内，外排废水处理率仅为20%。当时土法炼焦、土法炼锌等污染严重小企业泛滥也对南盘江水质造成严重影响。

    “过去发展乡镇企业，开办了一些废纸厂，采取粗放式加工，企业对污水治理不重视，南盘江一度变臭发黑。”曲靖市水文水资源局副局长李春荣说，“最近几年政府开始重视污染治理，像沾化、云维、银河纸业等一些大企业都被要求达标排放，水质比90年代有所改善，至少不黑不臭了。”

    2003-2006年，曲靖市就关停关闭小炼焦、小炼锌、小水泥、小煤矿等807家。“和发达地区一样，我们开始淘汰落后产能，土法炼锌、炼焦涉及到产值30多个亿，很多乡镇因此萧条了。”曲靖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赵明介绍说，“现在工业废水我们的监管是基本达标了，但城镇生活污水却成为一大难题。”

    据环保部门测算，南盘江曲靖段城镇居民污水排放总量为每年2930万立方米，但现在仅麒麟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建成并运行。该厂2004年底建成后由于技术和资金不到位运转时断时续，以至于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2005年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整治年度报告》中，曲靖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零。曲靖市政府后来引进了天津一家水务有限公司，将污水处理厂交给其管理。这家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为日处理8万立方米污水，但目前实际处理能力为4万立方米，而且无脱氮工艺，因此氨氮去除率基本为零。

    “曲靖的地方财政基本上只是保吃饭，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投资，全面污水截流和处理污水还有待时日。”赵明希望珠江下游的企业可以来投资上游的污水处理。然而，将这类公用事业市场化的做法目前仍存在争议。

    不久前，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司投资1.1亿、日处理4.8万立方米污水的工程刚通过省级环保部门验收，而云南省最大的制浆造纸企业陆良银河纸业此前则投资1亿多元新上马2条纸机生产线，启动了碱回收治污项目，使企业实现达标排放。

    云南省环保厅去年检查时发现，位于陆良西桥工业区的银河纸业外排生产废水超标，而云维集团则存在生产废水直排。而今年该厅检查又发现，曲靖化学工业公司、曲靖市盛凯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冲洗水、雨水收集系统不完善，云南省曲靖化学工业公司存在生活污水直排，曲靖卷烟厂存在生活污水处理站运行不正常等问题。同时，麒麟区那个南盘江上游唯一的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正常。此外，南盘江所流经的曲靖坝子、陆良坝子农业生产发达，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也对南盘江水体产生影响。

    曲靖的各大企业近年虽然已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污染治理，但南盘江依然污染严重，处于下游的柴石滩水库承接的污水并未减少，直到去年3月砷浓度达到最高值。

    砷污染

    柴石滩水库砷超标，专家归因地质，环保部门认为是上游陆良西桥企业污染造成

    柴石滩水库位于距昆明80公里风景秀丽的峡谷之间，南盘江从源头到这里已经奔流了200公里，这个1995年动工、总投资7亿多元的超大水利工程库区全长33公里、总库容为4.37亿立方米，相当于两个西湖，担负着灌溉“滇中粮仓”宜良县万亩良田、发电、保护生态以及发展旅游的重任。

    按《云南省水功能区划》确定：柴石滩水库水质目标为Ⅲ类，但水库水质一直劣于Ⅴ类。柴石滩水库开发公司经理李忠明虽然盛赞水库中的鱼环保，同时也坦承库区去年和前年都发生过大面积死鱼事件。“都是上游那些造纸厂排的污水。”他提高声调，“今年副省长还来水库视察过，那些造纸厂如今被关了。”

    实际上早在2002年10月，南盘江柴石滩以上河段就发生严重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致水库3亿多立方米水体受污染，上百吨鱼类死亡，最后查明杀手是沿岸工业企业排放的剧毒物质六价铬。

    2006年云南省人代会上，昆明市代表团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柴石滩水库保护条例的议案》；次年，昆明市31名代表又再次向省人大提出《尽快制定<柴石滩水库保护条例>》的议案。据代表调查，南盘江曲靖段的主要污染源一是两岸分布的140个形成一定生产规模的企业，涉及化工、冶金、建材、造纸、烟草、制革、电力、机械等行业，每年向南盘江排放2120万吨工业废水；二是沾益、麒麟、陆良三县(区)每年排入南盘江的城市生活污水达2.071万吨；三是沾麒陆坝区大量耕地使用化肥，每年共施化肥25万吨，农药740万吨，其残留物随着雨水和灌溉注入南盘江。

    议案强调，上游大量的污水直排水库，远远超过其承载能力，柴石滩水库是珠江主源干流河段，水质的好坏不仅影响到珠江的水质而且还威胁到被列为国家商品粮、商品猪基地，全国五大养鸭县之一——— 宜良县的食品安全。

    云南省人大环资工委针对这一议案进行了调研，并回复2002年就有37名代表联名提出了类似议案。环资工委当时明确提出：“建议省政府制定南盘江上游污染防治的规章，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柴石滩水库保护条例。”

    然而，令柴石滩水库污染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是去年轰动一时的高原湖泊阳宗海砷超标事件。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被当地检察院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提起公诉，辩方律师却坚持认为，阳宗海地区周围富砷的地质构造，加上阳宗海处于全新活动的断裂带上，无法排除导致砷含量骤然升高的地质成因。

    与此同时，媒体爆出，离阳宗海不远的柴石滩水库及其下游南盘江河段砷超标不亚于阳宗海。一些专家指出，这些水体如此大范围的砷指标均匀超标，地质原因造成的可能性更大，并称媒体报道不宜称为“砷污染”，称“砷超标”更准确。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随后的回应似乎并不买这些专家的账，认为包括阳宗海在内的云南多个水体污染，是废水排放所致，关于地质原因造成砷污染的说法，目前尚无证据确定。

    曲靖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表示，从他们对事故处理的过程来看，柴石滩水库砷超标更大可能是上游陆良西桥企业污染造成，因为相关企业被责令停产整改后，下游监测到的砷浓度便呈下降趋势。

    毒铬渣

    村民说，和平公司在南盘江边的废渣，一下雨就冒黄水，淌到哪里就黄到哪里，牛也不敢放了

    陆良小白户镇兴隆村村民山德美说，化工厂建成后的这几年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地里的庄稼不结穗，牲口脚会烂还会莫名其妙地死掉，厂里飘来的烟子飞到哪儿，哪儿就不长草，闻着了，嗓子会疼喘不上气，下雨时落到桶里的水是红色的，落上去就咬住桶洗不掉。村里有人到化工厂里打工，“那都是拿命抵着啊！”山德美说她认识的一个妹子在厂里干了三年，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山德美的家，紧挨着陆良西桥工业区。云南省2007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的环保专项行动中，西桥工业区内的企业被挂牌督办。

    根据云南省环保厅的通报，2007年和2008年的水质监测表明，柴石滩和其上游的陆良天生桥河段均出现年平均砷超标。云南省环保厅经排查认定，南盘江沿岸有6家化工企业的13条制酸生产线涉砷，是南盘江以及柴石滩水库砷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其中位于西桥工业园区的云南陆良龙海化工有限公司等3家涉砷化工企业硫酸装置生产工艺均为硫精矿制酸，生产废水含砷浓度高、难以处理。目前三家企业仍在整改当中。

    然而，让山德美等兴隆村村民最害怕并不是龙海化工等三家企业，而是号称亚洲最大的维生素K 3生产商和平科技及与之相邻、生产红矾钠的原料商陆良化工实业公司。山德美说，和平公司在南盘江边的废渣，一下雨就冒黄水，淌到哪里就黄到哪里，井水也黄了，人不敢再喝，牛也不敢放了。

    曲靖市水文水资源局副局长李春荣介绍，他们在西桥工业园区下游不时检测到六价铬超标，最后查明是和平公司在江边堆放的铬渣遇雨冲刷流进南盘江造成。兴隆村民不断投诉，引起环保部门重视，和平公司在国家国债项目资金支持下进行改建，建成14万吨堆存铬渣无害化利用项目，每年可处理2万吨历年堆存铬渣。

    铬渣的处理历来被认为是我国铬盐行业最头痛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铬渣中因含有1%～2%的铬酸钙(致癌物)和0.5%～1%水溶性六价铬(剧毒物)而成为有毒废物，目前还难以找到真正经济有效的处理技术。而中国大多数铬盐厂的铬渣堆放场未能完全符合“无渗漏、无扬散、无流失”的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2006年曾做过调查，2005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各地上报的数字，确定了410万吨的铬渣计划处置量，但实际需要处置的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企业怕受处罚而人为少报，当得知国家准备出资支持治理时，就纷纷要求重新补报。

    去年5月，云南省经委、发改委到陆良专项调研，相关领导肯定了西桥工业园区企业循环经济取得的成绩，并提出“要把28万吨历年堆存的铬渣这个毒源彻底消灭。省经委和发改委要积极向国家发改委汇报少报的14万吨铬渣，争取国家支持。”

    兴隆村支部书记张自平介绍，目前村里与和平化工厂签订了协议，每年给受其影响的两个村民小组11万多元的补偿，而龙海化工、南磷集团也对村民作了相应补偿。同时，环保部门会对村中水源定期进行检查，确定无害后才能使用。

    张自平还说，村里近年癌症病人增多，他们不断向县里反映情况，县疾控中心专门派人来进行调查，结论是与附近工厂无关，主要是村民吃腌菜、饮酒等不良饮食习惯以及农药污染所致。

    “企业要发展，我们农民也要生存，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是几辈人的问题。”张自平说。

    曲靖包括陆良水资源并不丰富，2007年全市人均占有水资源量1947立方米，陆良为1020立方米，而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500立方米，约为世界水平的1/4。南盘江污染严重，但对当地生活生产依然不可或缺。据李春荣介绍，陆良县每年都要向上游的花山水库买2000万吨水。

    兴隆村有个小庙就在化工厂附近的山包上，每逢缺雨村民们就会到庙里求雨。近年化工厂的污染让这个小庙也遭了殃，村里老人提出迁庙，张自平一直为新址头痛。

    发展矛盾

    “区位优势、人才优势都没有，我们只能靠资源优势粗放地发展。”

    为防污治污，曲靖市环保部门已经完成《南盘江流域上游曲靖境段水污染防治规划》的编制和初审。该规划提出，2020年，南盘江流域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必须达80%以上，工业废水治理率必须达到100%，治理达标率达到100%，工业废水重复利用率80%。

    “曲靖的环保工作很难搞。”曲靖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赵明说，“既要发展又要兼顾保护，现在又有保增长的压力。”

    曲靖市将建设云南重要工业基地及工业经济技术研发中心作为定位，通过几年的发展，第二产业在G DP中所占比例去年已经达到55%，前年全市几大经济指标都已稳稳地坐上了全省“第二”的交椅。

    紧靠珠江源头的沾益县也提出，要以花山的煤化工基地为龙头，大力发展能源、化工、冶金等产业，引进更多的大项目入驻基地，把花山建成“面向东南亚、称雄大西南的主要化工基地”。

    曲靖市市长岳跃生曾对媒体表示，过去曲靖虽然是云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但是高投入、高污染、低回报是基本的经济模式，“只有走循环经济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实现产业升级才是曲靖未来发展的方向。”“今后，曲靖市的工业发展将进入以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配置为重点的“第四个高潮期”。

    “市场、区位优势、人才优势都没有，我们只能靠资源优势粗放地发展。”曲靖市一名官员无奈地说，目前曲靖要引进真正的节能环保高新企业并不容易。“虽然提出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没办法。”

    坐落在曲靖市西北郊经济开发区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公司，是家年产铅产品10万吨、锌产品16万吨、硫酸30万吨的综合性企业。据称，该厂的“三废”处理工艺极其先进，总投资18亿元，环保投资就达4.5亿元，完全做到了无害排放，一改冶炼企业高污染、高能耗的“两高”形象，在曲靖作为新型化工的骄傲一再被称道。

    但是，据紧挨驰宏锌锗公司的三岔村与高家屯村的居民反映，自从2006年该厂投产以来，他们闻到厂里排出的烟喉咙就疼，挨近工厂的果树不再结果，稻子不再结穗，一些大叶子树死了。村民如今已经不敢饮用地下水。厂外有一条很隐蔽的排污渠，据村民称排出的污水“很肥”，最终经三岔河汇入白石江，白石江携带着曲靖西城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最终注入南盘江。

    “下游经济发展了，我们这里才刚刚起步，一些企业好不容易才招商引资进来，但国家的环保一刀就砍下来了，这非常矛盾。”赵明认为，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环境保护，国家应从政策上有所倾斜。“当然，我们绝对不会手软，也是为保护我们自己，不敢大意。”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监督管理处处长刘晨对南盘江的污染感到担忧，“但你不能不让上游发展。”刘晨认为，要治理好南盘江污染必须从流域层面进行管理，不仅仅是哪个市县、哪个省份的问题，“全流域应当一盘棋。”

    南盘江流过柴石滩后，继续向南流过宜良县。虽然李忠明抱怨上游企业大肆排污，但柴石滩下游，宜良县大大小小众多工厂还是林立江畔。江水在柴石滩已遭严重污染，但肉眼看上去还相对清澈，当其流过这些工厂后，完全变成了污浊并飘着泡沫的脏水。这些水被用来灌溉沿岸的农田，水中还有游泳的孩子，一群群放养的鸭子。烤鸭闻名遐迩的宜良是个产鸭大县，南盘江里放养的这些鸭子最终都会被端上餐桌。 □采写：本报记者　卢斌　摄影：本报记者　方谦华

11、换个视角看水电项目遭遇“环评风暴”

来源：《能源》杂志2009年8月25日 文·张博庭

http://www.chinapower.com.cn/newsarticle/1101/new1101391.asp

    金沙江水电和其它一些工程项目被环保部突然叫停，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前不久环保部在总结以往的工作经验时，曾经认为“环评风暴”不是一种法治的执法方式。遗憾的是，时过不久环保部叫停工程刮起的风暴又一次重演。

    针对水电这种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工程，出现环保叫停的风暴似乎难以让人理解。应该说，这种事件的出现，是国家发展政策与管理体制的一次严重冲突。因为，国家支持水电开发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是，在实际运行中水电开发却遭遇到了管理体制上的严厉限制。

    据统计，自从2007年底以来，国务院从未核准过任何一个大型水电项目（除了三峡的扩机增容和抽水蓄能），因而导致国家理论上应该积极开发水电，在实际当中常常不得不被无缘无故的搁置，迫使开发企业必须做出自主的选择。要么全面停工停产，让国家财产遭受巨额损失。要么就违规操作，打政策的擦边球，一边继续施工，一边等待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手续。

违规国有企业满腹委屈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厉处罚和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批评，违规被罚的国有企业确实感到很委屈。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开发水电本来是他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他们也始终按照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有序开发水电的精神，尽可能地按照规范的要求，及时地申报各种手续和文件。对于环保方面提出的各种要求和整改措施，他们也从来不敢怠慢地落实和实施。按照规则，他们已经得到了项目前期施工的“路条”。

    既然已经被容许合法开工，环保部所批评的“跑马圈水”、“遍地开花”和干支流“齐头并进”的种种问题，对于一个取得了前期工作合法“路条”的工程来说，显然不成立。对于工程的环境影响，也并不应该存在什么问题。因为这些工程是属于已经经过正式批准的国家规划项目，实际上早已经通过了项目规划的环境评价。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都早已经有了审批和结论。一般情况下，接下来的项目环评，不可能会出现与原来规划环评相矛盾的结论。

    然而，企业在前期工作开始后，所申报的材料迟迟得不到环保部门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采取了 “未批先建”的方式来确保施工工期，但是这样的做法却遭遇到了严厉处罚。

    事实上，我国最先出现的大型水电项目违规行为始于一家民营企业。客观地说，该水电企业的违规，确实是政府部门没有按照程序规定的时间予以审批的结果。如果公开处罚该民营企业，可能导致其诉诸法律。政府因为社会舆论的因素不能正常审批已经开工的工程，这个理由也很难在法庭上服众。

    由于政府部门只是对违规的民营企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种违规而没有受罚的先例造成的必然后果是，就在政府部门严厉批评民营企业的违规行为之后，国有企业反倒大举跟进，相继违规“未批先建”。出现这种局面，应该说政府有关部门难辞其咎。

 　“环评风暴”的根源是水电被妖魔化

    表面上看，叫停金沙江水电的“环评风暴”是缘于开发企业违规“未批先建”，但实际上，真正的根源是水电被严重妖魔化。本来按照正常的水电开发程序，金沙江水电项目从2005年启动后，就应该按部就班地展开各个梯级电站的水电开发建设。但是，由于国内外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四处游说和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几年下来，整个社会舆论已经形成一边倒反对水电开发的现状，而且其范围不仅影响到社会公众和高级知识阶层，甚至已经影响到政府领导以及决策层。

    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具体的政府管理部门想批准水电开发项目，也不得不考虑社会舆论阻力和有关领导的意见。客观地说，近几年来政府搁置水电项目审批的原因，往往不是具体的水电项目不符合环境要求，而是因为水电被严重妖魔化，批准开发水电的社会舆论阻力太大。

    这样，对于一些此前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水电项目，必然会给包括环保部在内的管理部门出一道不小的难题。本来，按照各种审批程序，他们应该在合理的期限内，通过各种手续，保证工程的合理工期和进度。但是，由于社会舆论阻力和领导意图又不敢轻易放行。其实各级政府官员们都深知加快水电开发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一个大型水电站所创造清洁能源的价值，有可能超过全国在风力发电上几年的投入。而积极开发水电也是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确定下来的全球发展方向。

    “环评风暴”后，为避免公众对国家严格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的这一措施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国家环保部的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特别重申了 “水电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在常规能源中，水能资源仅次于煤炭。西南地区集中了中国75%以上的水能资源，因此《可再生能源法》中确定，水能是可再生能源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

    然而，现实中“环评风暴”却在很多场合被引入歧途。一些国内外极端反水电组织和人士开始借此进行反水电的宣传活动，某些媒体也不顾环保部的明确表态，把处理违规先建的“环评风暴”当成反对水电开发加以宣传。个别媒体甚至借环保专家之口，以批评企业违规为借口，公开攻击我国的水电开发政策。目前，似乎已经形成了妖魔化水电导致“环评风暴”，“环评风暴”又加剧妖魔化水电的怪圈。

    作为这场“环评风暴”漩涡中心的国有水电开发企业，在诚恳接受处罚、认真进行整改的同时，亦应对企业自身长期忽视对水电开发建设的舆论宣传进行深刻反思。当务之急是用科学知识和大量事实反驳各种妖魔化水电的言论，夺回失去的舆论阵地，为国家支持发展水电的战略决策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作者为中国水电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背景】环保部叫停华能华电水电项目

    6月11日，环境保护部对两大电力巨头——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开出了历史上最严厉的环评罚单，暂停审批两家企业除新能源及污染防治项目之外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部指出，云南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华能龙开口水电有限公司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在金沙江中游建设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并已开始截流，严重违反了国家环境管理有关法规。

    环境保护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表示，水电建设项目影响面较广，环保措施、设计、管理滞后或缺失都会对上下游水生生态及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依照法律程序认真做好水电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设计十分必要。

    环境保护部称，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未经环评批复擅自进行截流等主体工程建设，对减小水电建设环境影响极为不利。同时，根据已开展的对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梯级开发规划的环境影响分析和研究结果，对规划的龙头水库和虎跳峡河段的开发方式与相应的环境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规划河段沿途支流水生生态及替代生境保护工作、各项鱼类保护措施等需要统筹考虑和实施；应建立流域梯级电站生态保护的协调管理机构。

    为确保金沙江流域合理有序开发，环境保护部决定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对金沙江中游已批和未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进行补充论证，并根据论证结论进一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和措施。

环境保护部称，暂停审批华能集团、华电集团除新能源及污染防治项目外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旨在警示这两个拥有众多“两高一资”建设项目的大型企业集团加强环境管理，督促所属企业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调整产业结构，履行应尽的社会义务和环保责任。

12、污染定罪“投毒”为环保局开脱责任

来源：《经济参考报》2009年08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930166.html

　　震惊全国的盐城特大水污染案一审判决公布：涉嫌排放有毒废液的盐城标新化工公司的法人代表胡文标和生产厂长丁月生，犯投放危险物质罪(传统意义上的“投毒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和六年。这是国内第一次以这个罪名判处排污企业的责任人。此前，排污导致严重后果的企业责任人都被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

　　不少网民为司法机构严惩环境污染叫好，但部分网民认为以“投毒”定罪在法律上立足不稳，且将成为环保局逃脱责任的借口。网民建议，应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惩处力度，改变我国环保法治滞后的局面。

　　网民为重判叫好

　　以“投毒罪”为该案量刑，博得众多网民交口称赞。毕竟，如果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胡、丁二人最高获刑仅为七年有期徒刑，这在大多数网民看来显然惩处得太轻了。

　　“我要大声得为盐城法官叫一声好。”新浪博客博主“小道”认为，“重大环境污染罪，只能适用于过失情节，如果相关责任人根本就是明知故犯且屡教不改，这不是投毒又是什么？！”

　　网友“欢乐一生”在大洋论坛发帖称，盐城污企被判投毒罪具有标本意义。他表示，我国的环境问题其实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如果不严加治理，后果是很严重的。可能百姓的经济生活会变好，但如果失去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良好环境，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加强环保的力度，从法律层面加大污染企业的违法成本已成当务之急。

　　“欢乐一生”提出，我们要从环境污染对环境和百姓造成的严重危害上着想，尽快加大污染的违法成本，法律上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进行修改完善。我们可以将投毒罪用来代替原来的重大环境污染罪，这样从量刑上更重了，会对污染企业形成一种震慑。试想，如果对不能达标的污染企业负责人都以这个罪来处罚，那么谁又会以自己的生命来以身试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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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冯永锋：愿规划环评推进绿色GDP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2009-08-26冯永锋

http://money.163.com/09/0826/08/5HKKSEUR002534M5.html

今后，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唯一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绿色经济模式。我们可以用绿色GDP去挺直规划环评的腰杆，也可以用规划环评来刺激绿色GDP流畅地落地，更可以用绿色GDP去刺激“生态补偿”。只有如此，“绿色GDP”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几天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正式发布了，该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施行。这个《条例》旨在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是我国首次出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但不是首次出台“环境影响”方面的法律，因为早在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就开始用到现实中了。

按照环评专家的理论，“环境影响评价”是分好几个层次的，最低层次的是“建设项目”，也就是人类做的任何一个工程，都需要经受“环境影响评价”；第二层次就是“规划”，相对来说是针对一个区域的作为，今后，不管是一个老城区的新规划，还是新农地的大开发，都需要让环保专家们打开专业的环保CT来透视一番。当然，往更大尺度的空间上走，还有“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和“法律环境影响评价”、“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等；往更宽广的断面上走，又有与比环境影响评价更加难以推进的“社会影响评价”——也就是事先预估一个项目、一项政策对所影响社区的利益相关方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所有的这些评价，都要在“事先进行”，因此，如果环境影响评价难以过关，建设项目、宏伟规划等都可能被叫停、被中止、被缓批。因此，有人就会相信，这种从源头上让“建设者”、“规划师”、“智慧团”多考虑其行为的环境后果的做法，会有可能促进中国的绿色GDP和绿色经济。

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挣钱的同时还能够保护环境的模式，最好的生态补偿是把生态的价值计算入产品的成本，最理想的消费是支付环境代价的消费，最好的环境影响评价是建设项目方主动出具的“自我评价”。无论是提前的评价，还是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或是事后的污染治理和生态补偿，最终，所有的成本都将由消费者去分摊。

这种让全社会消费者共同支付生态代价的做法是公平可行的办法，也是让生态好的地方得到良性竞争力的理想方式。你不愿意吃工业化养殖出来的鸡蛋，你怀疑这种蛋在破坏你的身体健康，你相信“生态鸡”所下的“生态蛋”，这样的蛋当然只能由天然林保护良好、河流清洁、空气清新之地的“农家散养笨鸡”能够生产得出来。那么好，你可能就要支付高出十倍工业化养殖场的现代鸡所生产的蛋的价值。当然，你支付的价钱也可能让贫穷之地不再贫穷。

因为有太多的富裕是建立在伤害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的。因此，当我们谈论科学发展观，谈论绿色经济，谈论环境影响评价，谈论污染末端治理，谈论生态补偿和生态贫困，不能忘记最近被填埋得很深的一个词：绿色GDP。

2007年，绿色GDP突然被不知道哪来的声音给叫停时，有些专家出来打圆场，说是绿色GDP太难核算了，世界上又没有现成的标准，实在无法建构绿色GDP核算体系。

其实，绿色GDP并不难核算。只需要在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把所有可能产生的环境伤害成本计算到产品的成本中；只需要把当地沾沾自喜地得到的利润，减去为了获得这些利润的环境伤害成本；只需要提醒消费者消费时，把所有的环境伤害成本与所消费的商品或者服务一起“打包带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产品或者服务不需要支付环境代价。

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发展模式是就地致富，无论是手持暂住证还是常住证，只要你在某个地方生存一天，你就对所在地的生态负有相应的责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保护模式也是当地人保护当地环境。而绿色经济或者说绿色GDP，恰恰是让环境良好地区获得充足自信的药方，也是“环境贫困”地区恢复生态的秘笈。

今后，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唯一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绿色经济模式。我们可以用绿色GDP去挺直规划环评的腰杆，也可以用规划环评来刺激绿色GDP流畅地落地，更可以用绿色GDP去刺激“生态补偿”。只有如此，“绿色GDP”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本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 

14、环评条例出台，攻坚才开始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2009-08-26  徐冰

http://www.jjxww.com/html/show.aspx?id=155359&cid=42

    中国经济新闻网讯：８月１２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仅仅过了五天，８月１７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签署国务院令，《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正式出台，今年１０月１日起正式实施。公布的速度之快让人难免吃惊，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条例》出台后舆论却显得波澜不惊。相较于该《条例》之于我国经济的重要性，舆论的平淡反应，也许正深刻印证了《条例》以及我国环评面临的当下困窘。

    自２００６年开始酝酿，到今日《条例》出台，环评立法的过程，可谓艰难曲折。自然，２００３年出台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环评”即已做出原则性规定，但恰恰囿于“原则性”所导致的操作性不强，使得《环评法》很难落到实处。许多地方的许多项目，常常未进行必要的环评就审批上马，更多的，则是受到质疑时草草补充个手续了事。就此，《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的出台，有望改变这一态势。该条例规定，规划编制机关在报送审批综合性规划草案和专项规划中的指导性规划草案时，应当将环境影响篇章或者说明作为规划草案的组成部分一并报送规划审批机关。未编写环境影响篇章或者说明的，规划审批机关应当要求其补充；未补充的，规划审批机关不予审批。

    增强可操作性，自然是环评推进的必要路径。但应当预见到，尽管环保理念在目前已经深入人心，但从理念到现实仍然有很长的距离。尤其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环保与发展依然被看作是一对难以兼顾的矛盾，以至于“哪个地方经济越发达，哪个地方的水就越黑”，这绝不仅仅是一句笑谈。

    而《条例》从酝酿到出台的艰难历程，也形象地反证了从理念到现实的真实悖论。２００５年，环保部门即酝酿细化环评法规的可操作性，以便“从源头上堵住污染”。２００７年，厦门海沧ＰＸ项目以及北京海淀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因环保问题引起舆论巨大反弹之时，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现任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也多次呼吁：“规划环评法规的出台已刻不容缓。”

    仅就一定时期的努力目标而言，《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的出台，大致可以给多年的努力者、推进者以安慰。可是，假如近期发生的陕西凤翔县血铅事件，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无助的悲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条例》的出台，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污染企业、污染项目的阴影之下，不可能建成美丽的家园。尤其是，以发展的名义，未买票就上车或者先上车后买票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在对此习惯近乎麻木的“常态”下，环境持续恶化的后果，注定不仅仅为环境所独立承担。很现实的，即便《条例》已经提出了“从源头上堵住污染”的行为规范，但如何实现真正的“从源头上堵住污染”，仍旧是面临的现实难题。令人欣慰之处在于，《条例》规定：规划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应当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采取调查问卷、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公开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同时还规定：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与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重大分歧的，规划编制机关应当采取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进一步论证。

    对民意的尊重和敬畏，不仅是法治社会应有的常态，也是环评能否真正实现“从源头上堵住污染”的根本。

15、长沙“环保险”值得推广

来源:大河网2009年08月25日　亦　心

http://www.dahe.cn/xwzx/txsy/jjpl/t20090825_1636148.htm

　　最近，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发生，远的如内蒙古赤峰自来水污染、陕西凤翔铅污染等，近的如浏阳镉污染、武冈铅污染。纵观这些事件背后，都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利欲熏心的企业超标排放，无可奈何的公民多方诉求，一如既往的执法疲软，最终遭殃的总是无辜的群众。如何打破这个怪圈，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管理模本？如何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长沙的做法倒是值得我们探究、借鉴——近日，长沙市环保局发布了国内第一部环境风险企业管理办法《环境风险业管理若干规定》。（8月24日，星辰在线）

　　现阶段，对于企业污染，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生产过程中涉及剧毒、危险化学品等的企业客观存在，现在、将来或许都不可缺少，不能一味地全部关停；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又绝不能出现污染事件，一旦出现险情，必将影响周围群众的生产生活，甚至会威胁到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以上两点，在保证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确保环境不受污染，只能在项目进入、生产管理、全程监管等各个环节加大力度。长沙出台《环境风险业管理若干规定》这一开创性的做法，是在环保领域的有益尝试，不仅能有效防止企业乱排乱放，更能保障企业污染环境受损的群众利益有人买单。在笔者看来，长沙这一规定有几大创新：

　　一是对所有污染企业进行摸底筛查并进行分级管理。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环保部门对所管辖企业情况都了如指掌，往往出现没出事都说好、出了事就恍惚、事后才去调查的情况，工作十分地被动。这一点也备受老百姓非议和质疑。长沙环保部门力求把工作做在前面，先期进行全面的摸底、筛查，掌握好第一手资料。俗话说，有调查才有发言权，细致的摸底、筛查工作为分级管理、责任认定等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根据级别要求或建议企业购买相应的环境保护险。级别管理是现代管理制度的灵活运用，既体现了民主，更符合现在的地方经济发展实际。长沙将环境风险企业分为三类，对一、二类风险较高的企业要求其应当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而对三类风险相对较低的企业则要求其根据自身情况酌情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分门别类，更符合实际，工作也更容易落实。

　　三是让专家介入企业环境风险年度报告。对如何评定属于哪个级别，长沙规定每年进行年度环境风险报告，要求须经2名相同或相关行业的专家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可靠性进行评定后，方可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行业专家将对报告进行权威评定，评定一旦不过关，企业则有可能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查处。

　　四是建立了一支环保社会监督员队伍。环保的监管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强力执法，更需要广大群众的全面监督。长沙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聘请环保社会监督员，协助开展监督管理工作。环保社会监督员发现环境风险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立即进行举报，经查证属实的，社会监督员还可获得一定奖励。有了群众的参与，就好比有了“千里眼”、“顺风耳”，企业任何违规排放行为都难逃群众的“法眼”。

长沙的做法，是现代政府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是用社会化的方式平衡政府、企业、民众三者之间的权益和利益的良策。企业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后，一旦环境污染责任事故发生，保险公司将及时对受害方进行赔偿，既避免了责任难以落实的情况，同时也通过市场手段平息纠纷，减轻政府的额外负担。有了这样的举措，相关企业则会“慎之又慎”，而老百姓则会更加放心。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方式在长沙取得好的成效后，能够在其他地方进行推广。

16、网络舆论推动环保进程

来源：人民网2009-08-26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09/08/26/2438666.html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没能很好地协调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污染问题层出不穷，一些江河湖海的水质每况愈下，大气污染有增无减。多了这3亿多个不请自来的“千里眼”、“顺风耳”，地方和部门若能怀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胸怀，我坚信，环保工作就没有过不了的槛、攻不破的关！

　　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为何没能协调好、甚至演变成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环保意识淡薄、环保教育方面出现了弊端，于是个人随地乱扔垃圾与工厂随意冒黑烟、排污水，都能容忍，都见怪不怪。还有人说是法规、制度不健全，比如“违法排污企业在西方国家可能被罚得倾家荡产、永世难以翻身，而我国的守法成本高，违法排污处罚往往不及企业赢利的九牛一毛”之类的论调，就是一例。当然，也有更悲观的“宿命论”――发达国家过去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我们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发展经济必然消耗宝贵的资源、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存环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近年来，经济发展了，是事实；水脏了，蓝天少了，也是事实。那么，究竟是“意识淡薄”破坏了环境？不健全的法规容忍着破坏？还是“不污染，先治理”对我们来说压根儿就是缘木求鱼？

　　记得有伟人说过：“人最怕认真二字。”也就是说，只要认真了，哪怕赴汤蹈火、抛头颅撒热血，也是在所不辞。当然，如果“不认真”，哪怕是火烧眉毛、五雷轰顶，也照样可以嘻皮笑脸、充耳不闻。要达到“认真”的境界，首先是认识要到位，然后是措施要得力，法规要健全。鉴于我们的国情，要让所有的人都“认真”起来，还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就是“领导重视”――人民网提交的“部委领导留言板”，要是没有环保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安排有关督查中心进行处理”，一个月内要关停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侯村镇阴庄村的5家废旧塑料收购企业，11家小塑料造粒加工厂，估计是白日做梦。因为如果真的对照法规来办的话，这些“十五小”污染企业，早在1997年底就“彻底淘汰”了，根本不可能蒙混过关、更不可能有机会将“污水流进21世纪”。

　　领导也好，部下也好，“认真”的动力来自哪里？来自执政为民的政治觉悟，也源于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带来的强大舆论压力。

据统计，互联网在我国已拥有了3亿多网民，网络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代表了民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愿意环保部门能以查办人民网网友提供的7个环境污染线索为契机，将网络舆论监督作为改进自身工作、加强环保督查的新手段。多了这3亿多个不请自来的“千里眼”、“顺风耳”，地方和部门若能怀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胸怀，我坚信，环保工作就没有过不了的槛、攻不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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