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2001年的采访使我知道，在四川平武县西北部的白马、木座、木皮、黄羊关4个藏族乡镜，聚居着一支古老的民族，通称白马藏族（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氐族，系古代白马氏的后裔）。他们的服饰十分独特。不论男女，头上都戴一顶盘形、圆顶、荷叶边由羊毛压模后制成的白色毡帽，并在帽顶侧面插上一只或几只白色雄鸡的尾羽作饰物。

2009年10月1日，我们和地震灾区的小学生们在一起，为他们捐书，看他们画画，听他们唱歌，讲地震的经历后，傍晚就到了住在离文县县城不远的白马藏族人开的农家乐。

祝酒歌

穿着服饰唱首歌

文县县城西面的铁楼是除了平武以外另一支称为白马藏族的民族的居住区。当地人自己的解释是，我们白马藏族被称为藏族，其实却不是藏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里，没有的一个民族。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被有关专家考证为古老的氐族后裔的“白马藏族”，我们至今保留着独特的白马文化。

白马藏人的语音与羌语相近。白马人坚信祖先是从大西北迁来的氐人，即古籍记载的“白马氐”，白马藏族人从60年代以来，一直要求把他们这一支从藏族里划分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1978年，著名学者费孝通曾经专程赶赴平武研究白马人。虽然至今对白马藏族的归属还没有准确的定位，仍把他们归属于藏族，但是多数专家已经承认白马人是古代氐人的遗裔。

白马藏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声调、舞姿均有突出的民族特色。可惜我们到那儿时已经是晚上了，没能更好的拍下他们的舞姿，但在火炉边和他们学舞蹈的我们，却一样学得津津有味。

这也是姑娘生活中的乐趣

玩的是协作

那天晚上，我们吃的除了野菜还是野菜，不过，真的很佩服他们能把野菜做得那么好吃。主食上来是烤土豆，和烤肉串。对于城里人来说，这一口吃得本来体重就有优势的人更是来劲。

桌上的野菜

烤土豆是主食

白马藏族的烤肉串，好吃!

目前，甘肃文县铁楼乡共有3000多名白马藏族同胞。白马人目前人口不多，只有不足2万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川省的平武县、九寨沟县和甘肃的文县一带。在铁楼乡，白马河、白马峪、白马坪、白马梁等等，构成独特的白马人文地理风情。

在网上我看到“白马文化的困境”这样一篇文章。文章中说：据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李辉引用最新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白马藏族人有着惊人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全部的D型，是中国仅有的父系遗传基因中棕色人种占压倒多数的种族。

　　文县县委报道组的记者刘启舒说，1951年的川北行政会议，协商决定将四川南坪、平武、甘肃文县一带的少数民族都归了藏族，因为他们一部分会说藏话，与当地藏族人也有来往，加上那时人们的民族意识也不强，稀里糊涂地就定了。后来，白马人的民族意识强了，多次要求重新调查和识别自己的族别。

　　铁楼乡的白马藏族副乡长曹斌说，白马人听不懂藏话，藏人也听不懂白马人的话，双方语言上只有“茶”、“酒”等少数单词能对接上。曹说，铁楼乡的白马人与四川平武县的白马人通婚，也有亲戚来往，但他们不与其他藏族通婚。

　　白马人普遍认为自己的方言和标准的藏语差异甚大，习俗跟典型的藏族有很大的不同，不信佛教而信拜物教，应该不属于藏族而是古代氐族的直系后裔。但是国内部分民族学家并不接受此说。

　　《藏人文化网》主编、去年曾到铁楼藏族乡采访的才旺瑙乳说，他请教过其父及西北民族大学的几位藏学专家，他们均认为白马藏人讲安多藏语，只是个别词语的发音有方言区别。从族源讲，白马人就是藏族人。才旺瑙乳的父亲是著名活佛多识，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国内藏学权威。

　　依靠着高山密林里半隐居的生活，人数不多的白马人将自己的传统文化保存了近2000年之久，但这一文化在今天却面临着消亡的威胁。

2001年拍的边走边干活的白马藏族妇女

2001年在四川平武拍到的白马藏族人家

　　因为汉族的服装简单轻便，便于下地干活，白马人已很少再穿本民族的长袍长裙了。因为与外界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多，跟汉人交往就得说普通话，现在白马人的年轻人之间也很少以本民族语言对话了。又因为白马人的风俗习惯，大都形成于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时期，如今也面临着现代文明的荡涤。

　　刘启舒说：“文县的白马人干部，在公开场合都不穿民族服装。我到他们村寨拍摄白马人跳面具舞的场面，10个舞者里面只有两三个穿民族服装的，那拍出来能好看吗？白马人的传统服装都是手工缝制的，有些年轻人到县城商店里买来民族服装穿，其实那是藏族服装，不是白马人的服装。平时他们跳的也不是白马人的面具舞，而是藏族的锅庄舞。”

农家乐中的表演

　　“2002年，文县新调来的县委书记，对白马人文化很有兴趣。但他跑去一看，回来说‘心也凉了’！因为白马人说的是汉族话，吃的是汉族饭，穿的是跟汉族一样的服装，住的是与汉族一样的房子……当然房子的样式不能怪白马人，这一带的榻板房，历史上就是这样子的。”

　　“白马文化的困境”这篇文章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白马人允许了与异族通婚。著名的白马姑娘——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耿萨，她的爱人就是汉人。耿萨的老家在文县铁楼藏族乡强曲村，她是这个地方走出去的最有名的白马人。

　　大山那边的四川平武县，白马藏人的汉化程度更高。2002年，平武县搞了一个白马旅游节，文县县委书记、县长等人应邀出席。回来后，文县也规划在铁楼乡的草河坝搞一个民族生态村。这里汉、藏杂居，邻近公路，交通便利。但因需三四千万元的投资，目前尚无着落。

　　文县党校校长朱宏说，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乡被四川省政府定为民族风情村，开发得很好。甘肃省去年也说要开发“白马河民俗文化村”，陇南各县都成立了旅游局，以及副县级的旅游开发委员会。但是没有资金，旅游开发不起来。

然而旅游能救白马藏族吗？

“白马文化的困境”一文中说：白马藏人没有文字，正因如此，歌舞和口头文学便成为他们传承历史文化的主要手段。白马藏人爱唱歌，特别爱唱酒歌。他们的酒歌中沉淀着大量历史记忆，如：“文县城是我们的，你们(汉人)占去了，我们要把这个城破了哩……”“藏族从上头压我们，汉族从脚下撵我们。肥美的草原被藏族占去了，良田水地被汉族抢去了。我们被迫生活在这老山沟里，好像一潭死水流不出去，好像垂下的杨柳抬不起头……”歌声凄凉，年轻的听者往往泪流满面。但白马文化的研究者在引用这些酒歌时，都特意注明：这是“解放前”白马老人所唱的酒歌。

2001年拍的生活中离不开火的白马藏族

　　白马人的生活与火密不可分，他们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火塘。日夜燃烧的火塘是白马人的生命摇篮。白马人还爱跳火圈舞，每年的腊月初八，全村的小伙子都要上山打柴，打来的柴摆在大场上。到晚上，白马人燃起篝火，扯起圈子，唱歌跳舞，从腊月初八一直跳到翌年的正月十七。每年的正月十五是白马人的“火把节”，人人高擎火把向山顶进发，祈求五谷丰登。

　　这样的传统延续至今，却在最近20年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白马人村寨的房子是榻板房。因为这里的森林植被好，可随意砍伐，木材取用方便，所以当地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修房的。白马人用一辈子的积蓄修一套房子，村里的青壮劳力都来义务帮忙，盖房的成本相对低廉。村里还有能工巧匠，在木梁上雕刻富有白马民族风情的花纹。

　　现在林木不能随意砍伐了，买一根松木要三四百元，建一栋房屋，就要用掉100来根柱子，请人帮忙还要给工钱。5•12大地震后，案板地村的村民们都为修房子发愁。至于燃烧的火塘，白马人也只能捡树枝往塘里加了。

　　以前，除种地外，白马人还以狩猎为生。1978年，甘肃省成立了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国家林业局直属的三个大熊猫保护区之一，也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保护区。铁楼乡所在的山区，便位于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内，这里禁止狩猎、砍伐、开荒。过去白马猎人能在山里打野猪、黑熊，现在他们的火枪都被收缴了。过去白马人还能靠伐木赚钱，现在也不能了。除了种地，他们没有其他活计可干。

没有了大树的家乡

文县四周的大山

　　如今，来到铁楼乡的公路旁，只见一座座高山上，绿色植被苍翠欲滴，但却很少见到大树。铁楼乡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因为山上的树早就被砍光了。他指着山顶一片茂密的植被说：“这里以前种的是庄稼，现在之所以变成了树林，不是因为退耕还林，而是因为白马人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老年人无力耕种陡坡地，就又荒成了林地。”

　　从文县开车到九寨沟只有两三个小时。2002年，文县县委、县政府提出了“旅游富县”的口号，希望把文县建设成“陇上旅游休闲度假胜地”、“大九寨西北中转站”和“九寨沟的后花园”，以旅游开发带动全县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因为文县离九寨沟很近，从北方去九寨沟的游客，一半以上要经过文县。有的游客白天在九寨沟游玩，晚上住到文县。二是文县山区的景色，与九寨沟差不多一样美。三是文县常年往九寨沟供应蔬菜、肉类和鸡蛋。

文县天池被人们称为没有开发的九寨沟，我们的生态游去了那里。地图站标有的沟，还都没有开发。但一湖池水却绿得让人心醉。

去文县天池的路上

在天池生态游

天池水中

文县人说：当地有很好的旅游开发前景。文县天池国家级森林公园位于甘肃陇南市文县以北约100公里处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于远古时期的地壳活动，致使地壳断裂，洋汤河河道被堵截，于是在海拔高度为2400余米的天魏山上，便汇成了状如葫芦的一湖碧水，称为天池，是中国四个天池之一。

天池水色

地震留给大山的黄色

秋色快到了的天池

地震后的大山

在天池峰峦起伏的群山中，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其中有油松、马尾松；白桦、紫桦、云杉、冷杉等贵重木材树种，野生动物羚羊、盘羊、金钱豹、香獐、青鹿、野猪、老熊等出没林间，锦鸡、马鸡、画眉等百鸟争鸣；天池沿岸的森林，随四季的变化而显现不同的颜色，与湖水相辉映，春夏秋冬，季季不同。秋天火样的红叶层层叠叠，湖面映红漾绿，蓝天、金池、碧水，十分悦目；冬天峰峦披雪，银装素裹，一派北国风光，神奇肃穆。天池、神马池、盆景池、三池珠联璧合，相映成趣，构成独特景区。

这是地震之前的天池

天池所在的大山，14.5万亩的珍贵树林遍布天池四周的山岭之上，林木繁茂，郁郁葱葱。密布着油松、马尾松、白桦、紫桦、云杉、冷杉等珍贵木材和党参、当归、虫草、贝母、丹皮等贵重药材及木耳、核桃、菠菜、苹果、草莓等山珍。

船在水中，云中山中，地震过去了

走在大自然

天池所在的林中栖息着各种珍禽异兽，羚羊、毛冠鹿、盘羊、金钱豹、香樟、青鹿、野猪、老熊等异兽出没林间；锦鸡、马鸡、画眉等珍禽飞逐争鸣。走进山林，犹如走进天然植物园和动物园，可尽情尽兴，一览无余。

不过这资料中的介绍，在我们到那儿时没能亲眼目睹到这些珍禽异兽。

我们在白水江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采访时，张涛研究员告诉我们：全国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现在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是以监测熊类为主要工作。一年四个季度，监测四次，每一次都要重复监测异样性。在监测异样性上重复发现有什么变化，来掌握植物，还有大熊猫为主的伴生的大型野生动物的一些动态变化。包括人为活动，还有其他栖息地的破坏状况。然后从这种角度去考虑怎样改变保护区的建设发展方案，作为领导决策。

水边的小草

为了旅游，甘肃文县天池还在等待着开发。不过，在白水江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中，目前连一个学生态的大学生也没有。现在保护区的有林面积比以前倒是增加了，但是森林覆盖率的指标却降低了很多。

所以，在我们绿家园生态游的大巴上，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大自然都要开发出来供人类欣赏吗？

车上的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没有一致的答案

绿家园在生态游中

明天，我们要沿着大山一直走到映秀，途经九寨沟，还有汶川到映秀的大峡谷。

2、我国将开展低碳产品认证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0月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10/15/content_12236236.htm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５日电（记者顾瑞珍）记者１５日从环境保护部环境认证中心了解到，我国将开展低碳产品认证。

据悉，１５日签约的“中德低碳产品认证合作项目”，是我国在低碳产品认证领域的首个对外合作项目。

所谓低碳产品认证，是以产品为链条，吸引整个社会在生产和消费环节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向产品授予低碳标志，从而向社会推进一个以顾客为导向的低碳产品采购和消费模式。以公众的消费选择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发低碳产品技术，向低碳生产模式转变，最终达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效果。正是由于低碳产品认证的这种作用，国外低碳产品认证项目近年不断涌现，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开展低碳产品认证。

环境保护部在参考了国外低碳产品认证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决定开展低碳产品认证。在中国环境标志框架下，把产品服务归入适当的分类，设置“气候相关”类产品，与每年中国环境标志标准制、修订工作结合。

3、中日韩专家学者齐聚北京探讨环保领域合作

来源：新华网2009-10-15顾瑞珍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09/10/15/2728817.html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４日电（记者顾瑞珍）“绿色采购”“环境管理”“生态标志”和“环保产业及环境技术交流”等主题，成了１４日在此间举行的第九届中日韩环保产业圆桌会议上的热门话题。

　　本次圆桌会议从中日韩三国绿色采购政策框架分析，到绿色采购实施效益对温室气体减排贡献，从中日韩三国环境金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到环境金融的信息披露及教育，从中日韩共同标准的认证流程、认证原则到共同标准条款的具体解析，从中日韩三国环保技术的发展及创新机制，到环境技术体系的验证发展都进行了全面的研讨。

　　中日韩环保产业圆桌会议是２０００年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上确定的在部长会议之下每年由三国联合召开的会议，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主办，旨在就中日韩三国的环境产业进行交流。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截至目前已召开八届。前八届会议为中日韩三国间的环保产业合作与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平台，并在一些领域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

　　八年来，中日韩三国在环境产业领域分别就绿色采购、生态标志、环境管理、脱硝技术交流、环保产业及环境技术交流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取得很好的成效。

　　据悉，在今年６月落幕的第十一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上，环保产业合作被列入到中日韩未来五年的十个优先合作方向之一。中日韩环保产业圆桌会议在推动三方在环保领域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4、壳牌雀巢等8家外企被指不遵守中国环保法规

来源：成都商报2009年10月1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194687.html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一项调查，包括壳牌、雀巢在内的18家企业未能坦承它们在中国业务的污染情况。

　　该环保组织称，这些外企以及至少10家中国公司在内的公司违反国家规定，当它们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允许的水平时没有迅速公开相关信息。“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作为各自行业的领导者的公司甚至不设法遵守中国最基本的环保法规。公众有权知道这些公司向他们社区周围的河流和湖泊排放了什么东西，以及他们面临着哪些风险。”绿色和平组织中国资深活动家马天杰说道。

　　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5月1日，即《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实行的一年期间，世界500强和中国100强中有18家公司下属的25家工厂因为存在向水体中排放污染物超标的情况而被环保部门在网上公开，其中包括8家跨国公司的9家工厂。按照《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述工厂应在环保部门公布名单后的30日内向公众公开包括污染物排放信息。在上述18家公司的25家工厂中，没有一家工厂在《办法》规定的时间内，主动公布其污染物排放信息。( 杨筱亦)

5、珠三角拟联手治空气污染 空气监测数据9市共享

来源：《信息时报》2009年10月1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195929.html

　　下周或出台具体措施，空气监测数据实现9市共享

　　信息时报讯（记者孙婷婷实习生褥镜振通讯员穗环宣） “报告总指挥，番禺西海大桥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载氟化钠泄漏至顺德水道，请求迅速派人进行水质检测。”昨日上午，佛山顺德水道戒备森严，大批环境保护工作人员在现场紧张地忙碌着。其实，这是广州市环保局和佛山市环保局联合举行的“2009年广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演习”。

　　广佛联手处理“水源污染”

　　昨日上午9点10分，一辆装载氟化钠（NaF）的运输车在番禺西海大桥翻了车，装着液体的大罐破损，导致少量氟化钠泄漏，并渗透到沿线水道，水源面临污染的威胁。“事故”发生后，警报随即被送至了广佛两市环境监测站接到警报，两地环保部门立即集结队伍，由专业人员火速前往“事故”现场封堵破损的运输车，并清理现场泄漏的氟化钠。

　　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分赴被污染的顺德水道、平洲水道以及沙湾水道，对该三段水道进行严密监测，并派出“穗环监1”监测船以及其他船只对该三段水道进行取样分析。此外，在陆上还派出各种专业的先进的环境应急监测车、指挥车，用作流动监测平台、流动指挥平台。

　　环保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演习是2009年广佛同城化环保合作成果的一次检验，也是确保2010年广州亚运会安全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演习以环境应急监测和监察为主要内容，通过远程指挥和现场演练相结合，检验广佛环保应急预案和两地环保部门的快速协调反应能力。

　　空气监测数据9市共享

　　据介绍，两市还商定在各自环保网站开设“广佛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平台”，用于数据互通共享。空气监测数据也将逐步实现9市共享。

此外，广东省环保厅及珠三角9市环保局局长昨日举行预备会议，为拟定在下周举行的珠三角亚运空气联合保障工作会议作准备。届时有望出台珠三角地区空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6、北京积极防治水污染 实现污水防治向资源化转变

来源：《北京日报》2009年10月1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196154.html

　　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与部分市人大代表就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立法工作进行调研。

　　杜德印和代表一行来到市环保局，听取了市环保局、市政府法制办等单位关于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起草及征求意见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实地察看了市环保局中心监控室和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车等现代化环保监测设备。

　　今年初，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已经被列入市人大2009年立法计划。市环保局、市政府法制办等单位经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目前已完成了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

　　杜德印在讲话中说，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的制定，要按照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城市的要求，从北京的实际出发，以污水防治资源化、城乡统筹一体化和流域治理系统化为原则，实现“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

　　杜德印指出，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要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突出地方立法特色，细化上位法有关规定，增强针对性、可操作性，实事求是，力求创新，将首都水污染防治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通过立法固定下来，形成长效机制。本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突破9000美元，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严重已经成为严重制约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根据北京作为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际大都市的实际情况，必须实现首都水污染防治观念从无害化向资源化转变，增强紧迫感，切实提高治理标准。

　　杜德印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加快起草工作进度，力争今年年底前按照立法计划如期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一审。条例起草要重点理清并解决水污染防治中的利益机制和责任主体等主要问题，研究建立流域环境资源区域补偿机制，推动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市领导刘晓晨、黄卫，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唐龙参加调研。

7、无锡太湖今年打捞蓝藻43万吨

来源：新华网2009年10月1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10/14/content_12232010.htm

新华网南京10月1４日电（记者张展鹏）今年以来，无锡市已从太湖打捞蓝藻43万多吨，相当于从湖中提取了近200吨氮磷等污染物；今年以来太湖无锡水域水质总体稳定，主要水质指标持续改善。无锡市水利局日前公布了上述信息。

据介绍，无锡通过多种措施治理太湖，包括控源截污、蓝藻打捞、调水引流、底泥清淤、生态修复等，一系列监测数据印证了水质变化：今年以来，太湖无锡水域高锰酸盐指数、总氮、总磷和富营养化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11.9%、21.8%和5%；位于太湖内的沙渚、锡东两个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持续达标，水质达Ⅲ类水标准；12个国家考核断面的水质达标率达到了82%。

为加强太湖监测预警和“湖泛”防控力度，无锡市太湖办、环保、水利、公用、卫生、气象等部门，共同组建了太湖水质监测预警中心，目前已建成58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到今年底将全面完成86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同时，年度总投资达108亿元的700项治太工程项目，目前已有490项顺利完成。

1500多名捞藻人员今年已成功从太湖打捞蓝藻43万多吨，相当于直接从湖中提取了近200吨氮磷等污染物。为了让蓝藻“变废为宝”，杨湾、八房港、新安、闾江口等藻水分离站已建成投运，南洋、唯琼两个大型蓝藻沼气发电示范项目的日处理能力达到600吨。利用蓝藻生产生物有机肥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投产后将实现年产生物有机肥5万吨。

2007年5月，无锡太湖曾经暴发过一次蓝藻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市民饮水安全。蓝藻是一种最原始、最古老的藻类植物，在一些营养丰富的水体中，有些蓝藻常于夏季大量繁殖，并在水面形成一层蓝绿色而有腥臭味的浮沫，加剧水质恶化，对鱼类等水生动物，以及人、畜均有较大危害。

8、安徽水污染治理与干部政绩挂钩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10月1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196837.html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公布了《淮河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考核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水污染防治专项实施情况年度考核结果将作为各市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办法”指出，淮河、巢湖流域各市政府是实施专项规划的责任主体，要将淮河、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县(区)政府，并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组织实施。淮河、巢湖流域各市政府按年度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自查。省环保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对淮河、巢湖流域各市上一年度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省政府报告，经省政府同意后，向社会公告。

　　考核采用现场核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未通过年度考核的市政府应在考核结果公布之日起30日内，向省政府做出书面报告，提出限期整改措施。考核结果将作为对各市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考核结果为好的，有关部门将优先加大对这一地区污染治理和环保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对未通过考核的，省环保厅将暂停这一地区相关流域新增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对未通过考核且整改不到位或因工作不力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监察部门将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记者穰敏合肥报道 )

9、安徽巢湖洗砂场倾泻万吨废水(组图)

来源：China Foto Press 2009年10月15日

http://news.sina.com.cn/c/p/2009-10-15/082718834737.shtml

2009年10月14日，盛满瓶子的排出的泥浆水，并染黄了大面积的湖水。

一家外地老板承包的洗砂场正在向巢湖直排废水。

　　2009年10月14日，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散兵镇，一家外地老板承包的洗砂场正在向巢湖直排废水。沉寂了一年之久的散兵镇洗砂场非法排污现象又开始抬头。

　　百米外就见“狼烟”四起

　　当天上午，记者在附近村民的带领下来到居巢区散兵镇丁家坟村附近，眼前出现两家石料加工厂，厂子里“狼烟”四起。这两家厂紧邻巢湖南岸，巢湖湖区近在咫尺。靠东面的一家专门进行石料加工。而西边一家则是高高翘起的皮带传输机伴着“轰隆隆”的粉碎声，一边是石粉和水在搅拌机里发出的“呼呼”声。这不难看出，这里是一边在生产石料，一边是在洗砂。这家洗砂场兼石料加工厂内，漫天飞舞的灰尘让人捂着鼻子感到窒息，大型货车穿梭在内，数只货船等在岸边。据村民介绍，这家洗砂场是浙江一个姓金的老板来投资的。

　　排污口直径达20多厘米

　　据村民反映，金老板生产黑砂时，将废水就直接排到巢湖里了。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沿着近似沼泽地的的“沙滩”步行来到排污口旁边，只见该排污口直径约在20厘米以上，PVC材质。伴随着响亮的“哗哗”声，不断排出黄色的废水。此时近距离的泥浆水臭味已经扑鼻而来。

　　汩汩废水染“黄”巢湖

　　汩汩黄色的废水带着浓浓的泥浆味往外喷射后，顺着小水沟蜿蜒向下，经过约100米的“行进”后，直接流进巢湖，在湖岸边形成一湾污水区。大面积的巢湖水被废水染“黄”。据住在附近的渔民谢师傅介绍，他平时就住在这里，每次刮西南风，猛力的石子灰像沙尘暴般袭来，他没办法开门。虽然就住在湖边，平时生活用水还是用自己打的井水，因为湖水被污染后那么黄，就像泥巴水一样根本不能喝。就连湖里的鱼打的都比以前少。

　　黑色滩涂吞噬着巢湖

　　据贵州来这里打工的一名民工介绍，他所在的这家石料加工兼洗砂生产场是几年前浙江老板金某来办的，名称叫“开源石料厂”。据了解，这些黑砂都是洗砂场从山上运来的石头经过破碎后，再加工成石粉，然后再经过冲洗。冲洗后的黑砂可以用于建筑，每吨黑砂销售价格约十几元。他们的洗砂场老板给他们每月发2000元左右的工资。上班时间通常是从下午6点到次日中午11点多。如果黑砂紧俏，老板要安排24小时生产。每天生产量最少2000吨，最多的时候能超过3000吨。因此按照每天平均生产2500吨，日排水量将近万吨。如此大量的废水排出后，经过沉淀，在湖岸边留下了厚厚的一层黑色的滩涂地，湖床也在慢慢抬高。湖边已高高隆起。。

据悉，去年10月份该市曾对该镇非法洗砂场进行过打击和整治，一些无牌无证的洗砂企业被叫停，但仅仅时隔一年，部分企业又趁“风声”稍弱，又开始悄悄生产，甚至超范围生产。对此，当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居巢区国土资源局地质矿产管理办公室，他们向记者介绍，开源石料厂是证照齐全的一家外资企业，两年前开办。证照显示是石料加工。但问及洗砂后有废水排到巢湖，这位负责人说，开源石料厂只加工石料，怎么会洗砂？记者强调是洗砂后产生了废水，这位负责人说，那他就不知道了。吴楚/CFP

10、西江上游城市生活排污致水污染 支流重过干流

来源：南方都市报2009-10-15

http://news.h2o-china.com/society/wastewater/839931255567421_1.shtml

10月14日上午，广西梧州西堤路，西江西岸。沿岸不少巨大的排污口向江水中倾泻污水。

随着上游地区经济发展和下游地区产业转移，西江流域水质正在面临日趋恶化的危险。由华润怡宝和南方都市报联合组织的寻访珠江考察活动昨日（10月14日，下同）从广西梧州沿江而下采集西江重要节点水样，发现污水直排现象随着上游城市化发展正在日趋严重。来自水文部门的权威监测报告也显示，今年上半年西江特别是支流很多监测点没有达到Ⅱ类水质目标。

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江

梧州是西江的防洪重地，昨日考察团驾车行驶在西堤路上，看到漫长堤岸高出城市地平线10多米。西江水位非常低，裸露出大片干涸的河床，同时也在考察团取水采样点附近暴露出两大排污口。

两大排污口持续排出两股污水直流入江，在河滩上冲刷出明显的沟渠，走近可以闻到刺鼻的臭味，水色混浊，有许多生活垃圾和漂浮物。考察团专家初步判断是生活污水，而且没有经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

记者登上堤岸，发现西堤路沿途开有多家餐饮食肆，厨工就在餐厅后面的户外凉棚里洗刷餐具，同时将洗菜刷碗水直接倒入排污渠道，与堤岸下面的两大排污口排出的城市污水一同流入西江。

“现在许多城市都面临污水收集难题。”考察团成员之一、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常务理事熊杨是城市给排水方面的专家，他分析，像梧州这样的地级市，不可能没有污水处理厂，但显然有污水没有进厂处理，“政府投资修建了主要的污水收集管线，但还有很多支线排污管没有修建。”

邻省入粤江河水质有下降趋势

随后，考察团一行重新进入广东，沿着321国道和西江自西向东行进。其中在封开收集了反映广西广东交界断面的水样。这里的河道与岸边落差极大，考察团成员从岸边国道下到河床边几乎无路可走，要抓着地面的草根滑下河床。

西江在封开界首附近的江水从感官上看，清透明澈，水质明显比上游梧州段和下游佛山段要好，考察团专家来到插入河道中间的“丁字坝”收集到江水中央的水样。

“西江目前的水质还比较好，但以后的水质怎么样是我们担忧的。”省水文局肇庆分局副局长叶林泉说，从近五年来的监测数据来看，水质污染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一大担忧就是上游广西地区的工业发展对西江下游水环境的威胁。

广东省水利厅最新公布的2008年水资源报告显示，西江干流及其支流贺江桂粤省界河流水质为Ⅲ类，北江武江湘粤省界河流水质为Ⅱ类，污染指标主要为氮氨。总体上看，从邻省流入广东的江河水质有下降趋势。

西江支流污染日趋严重

广东省水文部门每个月都会在西江沿线25个监测断面取水采样进行水质状况分析。

记者昨日获悉的一份《肇庆市水环境质量状况通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肇庆市评价的11个水质站点中，达到Ⅱ类水质标准的站点占18.2%；Ⅲ类占81.8%。而第二季度，达到Ⅱ类的占9.1%，Ⅲ类占81.8%，还出现了Ⅳ类水质，占9.1%。不能达Ⅱ类目标水质的监测断面是贺江口、南丰、封开、德庆、九坑河水库、三榕水厂、高要、肇庆星湖、古水、四会。

报告统计，在肇庆，不达标水功能区水质超标项目主要是粪大肠菌群、总氮、总磷等。广东省水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西江部分支流在枯水期只能达到Ⅳ类水标准，像罗定江和新兴江这些支流都存在污水直排现象。前不久，省政协专门组织的西江水质调研曾得出结论，西江干流水质尚好，但支流污染比较严重，让人“忧心忡忡”。

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中心黎坤博士指出，目前西江上游的污染还以生活污水排放为主，主要属于有机污染，由于西江水量巨大，污染还没有超出西江水的自净能力，但必须防止污染的继续恶化。

按照国家标准，县级以上行政区才需要建设污水处理厂，西江支流的许多县级地区没有建造污水处理厂，这就造成支流的污染明显比干流严重，而且部分小型企业在发展中直接将工业污水直排入江，已经给江水带来需要十分警惕的重金属污染。

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常务理事熊杨呼吁，国家提供更多财政支持，为珠江上游的水资源保护建设更多污水处理设施。

11、访吕学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博弈

来源：中国气象报社2009年10月15日苏玉君　韩伟

http://green.sohu.com/20091015/n267380894.shtml

　　从地理上讲，哥本哈根，这个意为“商人之港”的城市虽然离我们不过数小时的航程。然而，当人类把拯救地球的“拐点”放到这个还有着“美人鱼”童话的地方时，它似乎不得不充满惊险和迷幻。

　　从布什时代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到巴厘路线图，再到“碳关税”问题，从一次次没有细节的合作、“无法履行的承诺”到“美国的新气候政策”，通往哥本哈根的路艰难而充满变数。　

　　减排承诺：“无法完成的任务”

　　2009年7月， “谋求最大公约数”的八国峰会落下帷幕，所谓 “双五十”（即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的声明不过又是一次“没有细节的合作”。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多次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吕学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声明不仅缺乏科学的依据，不能提供短期执行的目标，而且也没有具体的技术和政策保障措施，充其量是向全世界发出一个重要信号：不能再维持现有的能耗与发展模式，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减排温室气体的突破等。

　　发达国家除了对减排指标 “注水”，使其“模糊”来转嫁和逃避自己的责任外，仅有的一点“细节”也不见得会兑现。例如，2001年7月达成的“波恩政治协定”，发达国家承诺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气候变化适应基金”及“最不发达国家气候变化基金”捐资，并在2005年达到每年4.2亿美元的规模。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承诺基本上都是空头支票。

　　吕学都告诉记者，发达国家中，除了英国、德国以及前苏联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外，其他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在增加，这些国家完成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基本上都是靠“清洁发展机制”从外面购买减排指标以抵消自己的排放。

　　对于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问题，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基本上没有兑现过任何实质性行动。欧盟虽然力挺减排，但技术转让作为他们重组国际秩序的筹码岂能拱手相让。吕学都强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是发达国家应以减让、优惠条件或无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但发达国家履行这方面的义务基本上是“零”。　

　　“碳关税”：节外生枝的事情

　　“碳关税是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的，不可接受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政治根基和原则，将发达国家历史上欠人类的气候债一笔勾销，也根本推翻了以前的气候变化谈判成果。这必将损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保护气候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吕学都说。

　　6月26日，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提出的碳关税，是指在2025年后对那些来自没有制定“排放上限”国家的高耗能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通过征收“碳关税”来间接地强迫发展中国家参与同样程度的温室气体强制性减排，这种节外生枝的事情不仅扰乱了全球商业秩序，更是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抹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类别间差异，这将对保护气候的国际合作造成新的威胁和困难，无助于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

　　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一直处于低端，工业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单位产品能耗一般要比发达国家高很多。吕学都表示，如果以产品的碳排放量作为市场准入或者贸易指标，发展中国家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通常会高于发达国家。按照美国议会的提议征收碳关税，必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高耗能产品带来严重损害。　　

　　哥本哈根：清晰而遥远的影像

　　作为几经沙场的谈判专家，吕学都深知通往哥本哈根的路是怎样的艰辛。他说，从目前的形势看，哥本哈根的前景确实令人堪忧，各个集团利益的纷争依然非常激烈。要想在剩下的短短四个月时间内达成一个全面的、完整的协议非常困难。但达成一个包括重大问题，如巴厘行动计划所规定的要素、内容丰富的原则协议，还是非常可能的，达成这样的原则协议也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成果。目前谈判的很多技术性问题、仍然在争论的非常详细的技术性条款还需要较多的时间去理解和谈判，应该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继续谈。

　　吕学都表示，哥本哈根会议成败的关键要素，在于确定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的机制和体制安排，适应气候变化的机制和体制安排等，在这些方面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完全取决于参加谈判的各国政府是否能够忠实地按照巴厘行动计划去谈判。任何超出巴厘行动计划授权、节外生枝的事情都会给哥本哈根会议造成致命影响，应该对会议的成败负责。

　　博弈的未来：共同发展

　　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减排温室气体必然会对能源发展、从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影响。以减排温室气体为核心的气候变化谈判必然成为一场争夺发展空间、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博弈。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虽然不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下承担量化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的国家，但中国在2007年就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宣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而且采取了极具挑战性的节能减排措施，并扎扎实实地付诸实践。吕学都说：“中国政府确定了在2006年至2010年的“十一五”期间，单位ＧＤＰ能耗减少20％，这相当于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5亿吨，这样的成就哪个国家可以相比？”

　　吕学都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哥本哈根会议达成的任何协议，其意义都会大打折扣。美国这个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重新进入气候变化谈判、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将意味着发达国家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基本上都纳入了国际社会的管制范围。这对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政策和措施、对推动全球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会有积极的作用。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要想真正走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矛盾的困境，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寻求重大减排技术、不排放或低排放的新能源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像美国这样技术发达、资金雄厚的国家，应该能够为我们人类社会突出这种重围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也许只是博弈的一面，现实层面的努力和发展则是博弈的另一面。加快各自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在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完全有可能开创一个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与全人类利益的最大化将成为气候变化博弈的最终结果。

12、马军：以专业水准推进民间环保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9－10－15　杜悦英

http://www.cet.com.cn/20091015/i1.htm

　“４１岁的马军正用带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危机，他正在用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水危机，通过实用的、跨部门的、合作性的努力来确保中国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在２００９年度奖项揭晓时，评审委员会对为何颁奖给马军做了这样的阐述。而马军上一次吸引世界的目光，是在２００６年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台湾导演李安等一同入选美国《时代周刊》“２００６年全球最具影响的１００人”。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ＩＰＥ）的创建者和负责人。作为一名国内环境ＮＧＯ领袖，马军带领他的团队，通过专业、持久、系统性的工作，为中国民间环保构筑了一道独特而坚实的脊梁。

专业＋数据＝两张污染地图

马军和ＩＰＥ声名鹊起，源于一个特殊的环境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大多数国内环境ＮＧＯ都在忙于公众倡导型环保教育项目时，作为独立研究者的马军，已经开始将目光聚焦在江河上。他发现，缺水和水污染是中国江河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其著作《中国水危机》等研究的深入，马军已经不满足于发现水的问题并分析其成因，而是希望能在这一领域走得更深更远。他越来越感到，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ＮＧＯ来寻求解决以水危机为代表的环境问题。“我必须变得更专业”，马军在这样告诉自己的同时，也实现了“记者——环境咨询工程师——ＮＧＯ负责人”的角色转换，在国内开了专业化环境ＮＧＯ的先河，他本人也由此被认为是国内最具学者气质的ＮＧＯ领袖。

２００６年，ＩＰＥ正式成立，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国水污染地图。在这张来自马军创意的地图上，至今已经分地域标注了３．７６万条污染源记录。污染地图数据全部由ＩＰＥ通过网络和其他ＩＴ技术经公开渠道收集和整理，内容包括中国各级各地的水质信息、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水污染地图的独特性在于，任何想要获知所在地超标排放信息的公众，只要轻点鼠标，就能清楚地了解周边是否有企业在超标排污，如果有，是哪一家企业，其超标排放的具体项目有哪些，当地环保局是否对此做出了处罚、如何处罚等。在水污染地图之后，２００７年，马军和ＩＰＥ还开发了空气污染地图，至今已经公开了１．４７万条污染源记录。三年来，在马军和ＩＰＥ工作人员的“弹指”间，已经有超过５万条企业污染信息登上了污染地图。“环保最终还是要回到数据，这是讨论问题和探讨解决办法的依据。”马军说。

由于两个数据库的污染数据具有权威性并且完全对公众免费开放，查阅便利，结果直观，公众得到本地的环境质量数据和工厂违章记录轻而易举，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大大增强，众多“上榜”企业则开始坐立难安。

一些企业开始改变。马军的办公室曾经一度人声喧嚣。一些来自企业公关部门的人士来到ＩＰＥ与马军沟通，希望从两张地图上抹去它们的名字。但令他们感到疑惑的是，这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发难者”明确拒绝一切的钱和物，马军告诉他们，企业做好相应整改，并经由具有ＩＰＥ认可资质的专业环境工程技术公司审核，ＮＧＯ联盟认可，企业的名字才可以撤掉。而为了保证ＮＧＯ在整个过程中的客观与公正，ＩＰＥ在雇佣工作人员之时，都会在劳动合同中要求：在任职期间，不得与被审核企业发生钱物往来。

截至目前，已经有１４０多家企业与ＩＰＥ进行了沟通，很多企业开始使用两张地图筛查供应商。

　环保重在公众参与

马军说，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决定了解决它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或者学术机构，而必须要发挥公众的力量。马军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发挥ＩＰＥ的数据库之所长，在两张地图的基础上衍生出“绿色供应链”（２００７年）和“对国内１１３个城市２００８年度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初步评价”?ＰＩＴＩ指数项目，２００９年，由ＩＰＥ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合作完成?两个项目，这两者同以ＩＰＥ搜集的数据为基础，前者从倡导消费者“绿色选择”出发，自下而上地倒逼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以订单为筹码，零售商向企业施压，企业再向供应商施压……只有激发公众的环保意识并给予他们知情权和相应的信息，在全产业链条中打造绿色理念，环保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毕竟，在眼下的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有害物质排放。”马军说。

ＰＩＴＩ指数报告，则是国内第一次由ＮＧＯ主导、对２００８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实施一年来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现状作出评价，其目的是划定环境信息公开元年的信息公开情况基准线，并对１１３个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状况给予评价。报告出炉后，已经有一些城市做出了积极回应。

公众参与是推动环保的终极力量，也是马军环保理念的基石。２００４年赴美完成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时，马军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发现，西方国家也经历了从污染严重到污染减轻并相对稳定的历程，他们的经验表明，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治理至关重要，是有效进行环境治理的重要前提。公众参与会对政府决策起到很大作用，而缺乏公众参与，已有的政策也有可能失灵，从而影响环境问题的解决。

一个不论是对于马军本人，还是对于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进程都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３０日，金沙江中游阿海水电站环境评价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会，史无前例地邀请了两名ＮＧＯ代表参加，马军正是其中之一。

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底，阿海项目环评报告简本在网上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到当年１１月１４日，一份由包括马军在内的１８名关注环保的各界人士签名，综合了生物、水资源、地质等多方面专家意见的《关于〈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意见和建议》传递到项目建设单位，再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底技术评估会召开前夕项目建设单位对这份意见书做出较为详尽的书面回复，环保部邀请ＮＧＯ参与项目评估，整个过程被环保界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施行以来，大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执行得最为规范的一个案例。

在其后的２００９年１月，阿海项目完成大江截流。３月１１日，环保部作出《关于金沙江中游河段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２００９〕７３０号），通过了该项目可研阶段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虽然这个结果让很多民间环保人士扼腕，但是，从程序公正的角度讲，阿海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方面的实践毕竟向前迈进了一步。

环保需要多方合力

ＩＰＥ的ＬＯＧＯ是源自汉代瓦当的三朵云纹，它们合抱成一个颇具动感的圆。马军说，三朵云纹分别代表政府、企业和公众，只有社会的这些利益相关方充分互动，才能促使环境问题积极有效的解决。

作为中国环保的重要推动力量，ＮＧＯ的作用不可磨灭。对于国外曾有同行诟病中国环境ＮＧＯ只懂得“植树、观鸟、捡垃圾”，马军对此并不同意，他说，不同的ＮＧＯ定位不同，职能不同，“环保是一个很宽的频谱，其中每个角色都是有意义的”。对于环保事业，马军抱有信心：“中国有需求、也不乏技术和资金，因此环保是有可能取得突破的。”

ＩＰＥ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崇文区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林立的高楼间，邻居们几乎没有人知道为公众环境权益奔走的马军和ＩＰＥ就在他们身边。马军说，随时感受到身边这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能让他和同事们记住自己是在为谁工作。

“我们只是站在了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遥远路途的起点，我们将和大家一道不懈努力。”在麦格赛赛奖的获奖感言中，马军如是说。

13、最沉重的河流，最尴尬的治理

来源:南方周末2009-10-14孟登科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12

最近三个月内，湘江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尴尬。

频繁爆发的重金属污染事件，令其成为舆论眼中的“最沉重的河流”，而另一面，它近年的治理却被治理者认为“三十年来未有的大进展”。

这样的尴尬，还可以从两个“特殊”的日子里佐证，6月15日，湖南省环保厅升格的好日子，当天爆发娄底双峰铬污染事件；7月3日，省委书记视察新环保厅办公大楼，当天浏阳爆发恶性镉污染事件。

三十年里，“湘江治理走了一个轮回”，其间的蹒跚举步，五味杂陈，利益纠葛，却是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典型图景。本报推出“治湘江”专题，本期刊发上篇，下篇敬请继续关注。

三十年大轮回

“我们环保部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领导总会纠正说“最好把两只眼都闭上”。

1982年，肖永定毕业后进入湖南省湘潭市环境监测站工作，恰逢国家在湖南启动的湘江重金属污染调查收尾。27年后的今年7月，肖永定又被通知到省发改委开会，主题仍然是湘江重金属污染调查。

现在，肖已是湘潭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在那次会上，他“艺术”地说：“一方面说明我们孜孜不倦，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效率太差。”

以今天沉重的湘江水比较，30年前改革开放前夜的二三类水质令人留恋。

但也已现污染之虞，中科院地理研究所1979年的报告中已经将其列为国内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而最早开启重金属污染调查的除了松花江，另一个就是湘江了。

在原湘潭市环保局局长黄常见看来，三十年湘江治理走了一个轮回，“八十年代初，就确定了四大污染，汞、铅、砷、镉，三十年后，还是这些东西；三十年前就确定了四大污染源，郴州的三十六道湾、衡阳的水口山、株洲的清水塘、湘潭的竹埠港，三十年后，重点还是这四个。”

湘江治理一度是湖南人的骄傲。1979年湖南省颁发了当时中国第一部省级制定的水环境保护条列《湘江水系保护暂行条例》。湖南更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了环保机构，为全国最早，“就是为了治理湘江”。

当年的受重视度和执法环境至今令黄常见怀念，但治理却未见多少实际进展。“那时候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很强，但技术制约是个客观困难，对重金属污染的很多基本机理都仍在探索之中，资金、技术、人员，都是问题。”

八十年代中后期，沿着湘江，从郴州到岳阳，超过1600家大中型工矿企业林立在干支流两岸，这使得“有色金属之乡”名副其实，也使得流域水质急转直下，1990年之后延续的十年里，湘江31个省控环境水质监测断面中，超标断面超过三分之二。

这十年里，环保部门地位日趋弱化，无力于挽湘江于重污，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总是在文件中明确规定各类工业园区封闭管理，环保部门连门都进不去。

如今的一些看似铁腕和创新的治理手段，当年已现雏形，这包括从1990年开始，14个地州市政府负责人已需要向省政府递交环保责任书，推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但在黄常见看来，这些大多停留在了口号上。工业园区沦为污染企业乐土的情形，在当时湘江流域非常普遍。“我从没听说哪个湘潭的领导因此被问责。”黄常见说。

在相当长的GDP和财政作为指挥棒的政绩考核年代，环保显然是一个次要话题，“这是环保政策不能落实的根源所在。”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文志强说。甚至到了2005年，一位基层环保局长还找他诉苦：争取了几年，环保局长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次到县委常委会做报告的机会，可是书记却说，做报告可以，但是不要提出人事和资金方面的要求，不研究。县环保局长嘀咕：这两个不研究还研究什么呢？

黄常见记得2000年前后，他还常跟市领导开玩笑，“我们环保部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领导总会纠正说“最好把两只眼都闭上”。给省委书记的下马威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动就不难。”

等到2006年，黄常见不得不把两只眼睛都睁开了。

前一年岁末，松花江污染事件爆发，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被迫辞职，引发湖南官场一时震动，并被广泛认为“把警察抓进监狱，因为没抓到贼”。

颇戏剧的是，几乎同一时间，同样一幕毫无征兆地发生在了湘江，是为“湘江镉污染事件”。由于水利施工不当导致株洲冶炼厂含镉废水排入湘江，人口最密集的湘潭、长沙两市饮用水源水质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2005年12月，新的省委书记张春贤才由交通部部长调任湖南，距离事发还不足满月，“湘江毫不客气地给了省委书记一个下马威。”

新书记遭遇到了遍布地雷的湘江，到任的第二年，2006年，湖南省大小环境污染事故145起，其中较大以上的污染事故达17起，数字骇人，“这真正触动了省领导的神经”，拉开了湘江治理的实质性大幕，而此前，原湖南省环保局局长傅玉辉曾有过总结：湘江治理实质性工作进展不大。

2006年12月，张春贤没有与当地领导打招呼，直接到了湘江边，地方领导追来忐忑送别，张春贤一一叮嘱，“不能反弹”。这竟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位视察湘江污染的省委书记。

这一年也正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国家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政府考核的硬指标，“从某种程度上说，2006年是湘江治理的元年”一位省领导对南方周末说。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委的一位官员后来感慨：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动就不难。

在环保厅厅长蒋益民看来，2006年前后频频爆发的重大污染事故“既是坏事，又是好事”，由此催生了一轮轮针对湘江流域各个行业的行政执法风暴，并延续至今。由突发事件引发重拳治标，是一颇具中国特色的治理路径，黄常见说，“此后，几乎所有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要涉及关停企业的数量。”

以2008年为例，湘江流域660家造纸企业一下子关停超过三分之二；郴州四大矿区198家企业全部关停到位。在郴州临武县副县长刘帅的印象中，这两年各种专项整治几乎没停过，而临武正是湘江流域四大治理重点之一的三十六道湾所在地。

湖南省显然还希望获得更大的支持，并费尽心思，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南籍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将湘江纳入国家的大江大河治理，“有的中央部门领导甚至一度认为湘江的水质很好，不需要国家治理”。作为配合，两位有着中央履历的主官张春贤和周强在北京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公关，最终促成。

而此前，北京对湖南来说很遥远。在年近八旬的原湖南省环保局总工程师曾北危印象中，此前主政湖南的领导从未到北京有关部门申请过湘江治理的项目贷款。曾老先生曾无比羡慕的一个兄弟省份的段子是：时任的湖北省长，曾经为了争取项目贷款，在北京专程等了国家计委主任三天。别有用心的“挑刺”

“政府还不重视环保工作的时候，幸好他们在呼吁。”

沿袭着“老大一动就不难”的中国特色的逻辑，2006年初的湘江镉污染事件也直接催生了当年4月的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大检查，以环保为执法主题，副部级带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就是看湘江流域。”

最终的调查结果，付诸一份不留情面的汇报，环资委主任孙在田长达11页的调研报告中，只有一页纸是总结成绩，其他都是问题，问题，还是问题。

尽管不那么令人愉悦，蒋益民仍心有戚戚，“尤其在政府还不重视环保工作的时候，幸好他们在呼吁”。

在副县长刘帅的记忆中，此前类似的执法检查环资委每年都有，但“最终都只是在报告上，政府不动真格的，人大的监督很难落实。”

2007年8月，省人大常委会一副主任在湘潭湘乡市跟踪检查时发现，11家皮革加工企业的污水仍然直排涟水河。当天中午，副主任连饭都没吃就离开了，湘乡皮革城早已上过整改名单，属于典型的“屡教不改”。

第二天，湘潭市委书记紧急赶到湘乡，亲自现场办公，才痛下决心做出了“对11家皮革加工企业立即停产整顿”的决定。

遇到地方领导不闻不问时，环保部门指望人大，人大还得变着法子借力其他。

2007年，洞庭湖成功治理为湖南省博得国内外不少赞誉——短短一年内，湖区周边的236家造纸企业关停234家，15日内，洞庭湖水质恢复到三类水质，整治立竿见影。

外界广为熟知的是温家宝总理的批示拉开了洞庭湖治理序幕，而鲜为人知的是，其幕后一手导演这出将军政府好戏的却是省人大环资委。

事实上，早在2005年，人大代表孙在田和傅玉辉就曾联名向省政府主要领导写信，然而连续两次的专项整治最终都死灰复燃，形势所迫，二人决意公诸天下。2006年9月，人大代表们径自带着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暗访洞庭湖，一个月后，一份“近百家造纸厂向洞庭湖直接排污”的内参直接捅向国务院。

这才有了温家宝总理的内参批示，也才有了洞庭湖史上空前的治理战争。所幸的是，最终治理效果得到中央认可，也让湖南省领导尝到了“甜头”，“对省领导继续坚持湘江治理是一个鼓励”。

这样的“别有用心”，最近一次是今年7月，人大环资委再度出具《关于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情况的调研报告》，对政府强调的治理成绩，并没有完全领情，甚至“苛刻”。“40个监测断面中，四类和劣五类水质占到20％，湘江流域水质仍未根本好转。”调研报告的撰写者、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副主任梁斌勋说，“人大就是挑刺的。”

有意思的细节是，调研报告的数据选择5月份，而未选用离撰写报告更近的6月份，梁斌勋称“别有用心”——6月份是湘江的丰水期，不能客观代表湘江全年的水质。

14、“根本困难在政绩观”——新晋环保厅长的“尴尬”时分

来源:南方周末2009-10-14　孟登科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24

湘江不仅是一条被污染的河流，也是一条民意的河流，考验着政府这艘船航行的智慧与能力　图/梁伟驰

9月21日，蒋益民十几天来第一次踏进办公室，“鱼缸里的鱼都快饿死了”。

两个多月来，因为7月3日的“浏阳镉污染事件”以及7月30日的“武冈铅中毒事件”而引发的连锁效应，这位湖南省环保厅长自称为“救火队长”，频繁奔波于湘江沿线，约见地方领导、安抚群众工作，甚至“被老百姓围攻过两次，所幸后来工作都做通了”。

污染事件发生得“极不是时候”，时值六十年国庆前夕，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时期，“国内外的多少眼睛盯着湖南的湘江”。

而实际上舆论曝光的还只是局部。“不是两起，而是七八起，”蒋益民坦陈，“很多都没有大范围的公开”，“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尤为尴尬的是，6月15日，本是湖南省环保厅正式挂牌的好日子，却出现了娄底双峰县违法转移含铬废渣造成当地饮用水严重污染的事件，当地村民因之身患重病。省环保系统上下的升格喜悦，旋即被当天爆发的“双峰事件”冲消。一位环保系统的官员戏称：喜忧参半就是环保工作的尴尬现状。

对于舆论群起的质疑，蒋益民自言“非常委屈”，“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如果不是陡生的事故，他本得意于湘江这两年的治理成绩，原湖南省环保局总工程师曾北危甚至认为：“这是湘江三十年治理史上从未取得过的成就。”

但蒋益民“心中的弦一直在绷着”，“因为环保部门谁也打不了包票。今天肯定了，明天出了问题怎么办？”结果真应验了。在湘潭市环保局局长陈铁平看来，“湘江的环保欠账太多，经年积累已经到了高发期，只不过是时间和地点的问题”。

蒋益民应该稍感庆幸，这几起污染事件，都不是直接发生在湘江流域沿岸的人口密集区，“尽管报道铺天盖地，但污染的实际影响面比较小，基本都是在村里面”。当然还应庆幸的是，尽管朋友家人担心，但省里最终没有因为民意的汹涌而问他的责，这让他感到欣慰：上面是理解环保的。

现在，绷着这根最敏感的神经，他来不及表达庆幸，又得继续一个环保厅长忙碌而无奈的工作轮回。“浏阳镉污染事件”一个月后，2009年8月6日，湖南省开始了拉网式的环境隐患排查，他苦口婆心地向全省二百多市县的环保局长们叮嘱：紧紧盯住镉、铅、砷、铬和重点信访案件企业。

他甚至亲自给每一个县委书记、县长写信，希望他们能配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该停的一定要停，该关的一定要关”。

历史欠账太多，防不胜防

南方周末：7月到现在，是你最困难的时候，困难在哪里？

蒋益民：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媒体，并不是群众工作不好做，也并不是污染事故本身技术上不好处理。我处理污染纠纷和事故的精力，还没有应付媒体的多。

南方周末：其实只要信息公开，媒体或许就不需要盯着厅长。

蒋益民：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浏阳镉污染事件中，死者的真正死亡原因公众并不知道，镉超标带来的是疼痛病，短期内绝不会致人死亡。但是当时民意汹涌，政府已经没办法去解释了，只能首先考虑到社会稳定。武冈事件中，国内外媒体报道很多，甚至因此否定这几年的湘江治理成果，我承认它违规生产、对环境造成污染，但是铅超标的影响的确被放大了，媒体最初的报道是“一千多人疑似铅超标”，疑似就是还没确诊，但一千人的数字一下子刺激了公众的情绪，这时候政府就很难再去做解释工作。

南方周末：公众情绪被调动，背后其实是对环保工作的不满意吧？

蒋益民：湘江流域的历史欠账太多，防不胜防。在湖南，现在绝大部分的群体性事件的确都和环保有关。2008年，省厅接到的投诉和举报达1245件，比上年增加了40％，2009年估计还会有35％的增长。

南方周末：这几起恶性事件的处理结果如何？

蒋益民：舆论冷下来后，老百姓的工作还是很好做通的。相关当事人都被处理了，双峰事件中的11名责任人已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浏阳事件中，化工厂法定代表人已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一位副镇长因涉嫌受贿，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我们现在要求，一定要启动司法程序而不仅仅是行政处理，就是希望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对地方政府的致命杀伤力

南方周末：但凡污染事故中受处理的政府官员一般都是环保局长，有人说，环保局长已经成为“高危行业”了。

蒋益民：客观说，环保部门在这几起事件中都存在问题。浏阳事件中，监管不力、违规审批，武冈事件中也是监管不力的问题。

南方周末：基层环保局能做到有力监管吗？

蒋益民：在目前体制下，基层环保局有难度，毕竟人财物都在当地政府，环保部门不是垂直管理。我交代基层环保局长们三条：第一条批项目，不该批的项目一定不能批，批项目也不要一个人批，集体审批，多征求群众意见；第二条是污染事故、纠纷是避免不了的，该到现场到现场，该跟群众对话的对话，该采取紧急措施的采取紧急措施，你应尽的责任都做到了，如果还出大事，你也不会有很大的责任，比如2006年1月份的湘江镉污染事件，后来之所以没有问责株洲政府，就是因为它该做的都做到了；第三条，个人经济方面把握好自己，不能有私心。

南方周末：但如果上面领导硬要你环保局长去批，怎么办？

蒋益民：考虑到基层环保系统的尴尬所在，我们已将湘江流域周边20公里以内和其它污染严重的行业的项目审批权收到省里了。省厅每年大概否决的大项目有几十个。

南方周末：对于违规的地方政府，你有什么办法？

蒋益民：过去没有办法，现在有了，利剑就是区域限批，你所有的项目我都不给你批。现在越权审批的或没有审批的项目，国土不给地、银行不贷款、电力局不供电。公开报道的只有2007年的湘潭县被限批了，其他的几次都没有公开，这个对地方政府的杀伤力是致命的。

保守估计七八年时间

南方周末：怎么来形容现在的湘江治理？

蒋益民：从2006年以来，湘江治理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90％以上都能达到三类饮用水标准。

南方周末：但我注意到人大对湘江治理的评价还是“水质未能根本好转”。

蒋益民：这个主要是生活污染和COD的排放，重金属几乎没有超标的了。今年底新增加投入运行45家污水处理厂。之前我们的污水处理能力非常薄弱，全国排倒数第三。还有一个就是在线监测，以前是监测单位自己跟企业去签合同，企业出钱，偷排了、超标了，他可以做手脚，现在我把它改了，由省厅招标，对省厅负责。

南方周末：如果是实质性好转，怎么解释湘江的污染事件最近频频爆发？

蒋益民：对于遗留的那么多历史问题，要一步一步地来。还有一些是违规审批的问题，确实还需要加强监管。还有一些是被媒体放大了的事件，要客观衡量它的影响。有的甚至是因为交通事故带来的环保问题。每一起事故情况都不一样。其实武冈事件并不在湘江流域，媒体喜欢这样去联系。

南方周末：湘江治理的最根本困难在哪？

蒋益民：政绩观。我讲过一个话，如果以后提拔干部按照节能减排的成效，那肯定面貌一新。前段时间污水处理厂进度比较慢，开会发言，我跟张春贤书记说：就一条，今年年底，哪个县的污水治理厂没有建成，这个县委书记不提拔。有这一条，进度很快就可以上来了。

南方周末：我们需要等多长时间能看到湘江真正变清？

蒋益民：洞庭湖的企业整治和治理，换一两次水，把污染源切断，一年就可以搞定。湘江不同，打造湘江最好的水源，基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最保守的估计需要七八年时间。

15、绿色和平曝光“沉默”的大多数　中石化等企业隐瞒污染物信息

来源:南方周末2009-10-14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830

10月13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了调查报告《“沉默”的大多数——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状况调查》，批评包括壳牌、雀巢、中国石化、东风汽车和湖南有色等在内的18家中外大型企业违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存在隐瞒污染物信息的违规行为。

该调查发现，被调查企业尽管污染物信息公开方面的表现有高低之分，但没有一家能够完全“合格”。

在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张凯看来，地方环保部门执法不严，以及《办法》本身部分内容模棱两可，也是以上情况出现的原因。

绿色和平强调，他们希望通过调查这18家中国乃至全球优秀企业的表现，来折射当前企业信息公开的现状。

“沉默”的大多数

调查缘起于2008年5月1日由环境保护部制定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当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在介绍《办法》时说：“一些公司违法排污问题突出，突发性环境事件进入高发时期，群体性环境事件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公众想了解这些污染严重公司的排污情况，往往被回答说是‘商业机密’。公开这些公司的环境信息，就是要通过舆论的力量去规范公司环境行为，加强公众对公司的社会监督。”

“绿色和平”通报称，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5月1日，即试行办法实行一年期间，对世界五百强和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企业在华污染记录进行了调查。在世界500强和中国100强中，有18家企业下属的25家工厂因为存在向水体中排放污染物超标的情况而被环保部门在网上公开，其中包括8家跨国公司的9家工厂和10家中国公司的16家工厂。

这8家跨国公司分别是壳牌、三星电子、雀巢、乐金、卡夫、摩托罗拉、电装、普利司通。10家中国公司则有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润创业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都曾由于“双超”（污染排放超标或超过总量控制指标）而被环保部门点名。

《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项规定，“环保部门应向社会主动公开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名单”。

《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名单上的企业应当在名单公布后的30日内在所在地的主要媒体上公布其包含污染物排放信息在内的环境信息，并将向社会公开的环境信息报所在地环保部门备案”。

然而，截至2009年7月20日，上述企业没有一家在规定时限内公布污染物排放信息。

其中，湖南有色金属旗下的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超标记录里涉及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政府的记录也显示，中国铝业兰州分公司在生产中使用有毒有害的物质；但这些污染物信息没有被企业以任何形式公开。

跨国企业信披“中外有别”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到本次调查截止时，仅三家公司（涉及四家工厂）公开了其污染物排放信息。”“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张凯表示。

调查的截止日期是今年7月20日，在这之前，三星电子（涉及两家工厂）、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当地环保局网站和“中国水污染地图”上公开了污染物排放信息。

“但是，他们都没有公开全部的污染物排放信息。”张凯说，这4家工厂中，最多的一家公开了6种污染物信息，最少的两家仅公布了两种。

“绿色和平”认为，一些跨国企业还存在信息公开“中外有别”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8家跨国企业在海外工厂公开的污染物排放信息更加详细全面，最多的一家工厂公开了49种污染物的排放信息，“尤其是与公众健康和环境密切相关的有毒污染物方面的排放信息。”

环保部门监管不严

“绿色和平”称，大量行业领先的公司隐瞒污染物信息，除了企业自身有法不依，地方环保局的执法不严也是原因之一。

“18家环保局中，仅有6家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书面答复。甚至有地方环保局表示，大型国企的污染物信息的公开要慎重，需要咨询地方的保密部门；或表示目前还尚未执行试行办法，并且对试行办法中要求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部分表示异议。”

张凯表示，许多企业认为他们仅需向环保部门提供排放信息，不少地方环保局认为他们在得到企业的信息之后不需向公众公布。

模糊的《办法》：污染严重企业、主要污染物、公开方式

“事实上，试行办法本身也不足以满足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的知情权。”“绿色和平”指出，试行办法存有三大不明确之处：首先是判定“污染严重的企业”的标准不明确，“目前主要基于地方政府的主观判断”；其次，企业应公开的污染物的种类不明确；第三，办法规定在主要媒体上公开的方式和时间不明确。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办法》中第十一条第十三项中“污染严重企业”的说法，现有法律法规及相关解释中难以找到明确清晰的解释和定义，

比如甘肃地方环保局公布“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事业单位名单”，上海市地方环保局使用“本市环保系统查处违法公司名单”，天津泰达开发区则使用“污染物排放超标公司名单”。究竟哪些“黑名单”中的企业需要强制公开环境信息目前尚不明确。

依据《办法》第二十条第二项，在环保部门公布名单上的超标超总量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应向社会公开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超标、超总量情况。但现有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解释均未提供“主要污染物”的定义。这也就造成了工厂公开污染物种类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

在此次调查中，有四家工厂延后公开了污染物排放信息，最多的一家公开了六种污染物信息，最少的两家仅公布了两种。绿色和平认为，相关企业应公开所有污染物信息。

“如果企业在一家当地电视台半夜时分播放相关信息，似乎符合要求了，但这对公众知情权有多大意义？”张凯认为，“我国也需尽快建立统一的企业污染物信息在线查询系统，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并鼓励他们的参与，主动方便地获取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信息。”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实现了制度化和长效化，公众可以轻松地获取自己周边的企业排污信息，这成功地推动了企业的污染物减排。案例显示美国的TRI（有毒物质排放清单）系统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在20年间成功地帮助减少了61%的污染物排放。

16、央企铁矿在河北非法排放尾矿 当地政府称无法管

来源：经济参考报2009年10月15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10-15/030618831000.shtml

　　编者按：国务院国资委于2007年岁末下发《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中央企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和环境负责。”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的表率。”

　　本报今天刊发的《中国五矿邯邢局两铁矿：非法排尾祸企殃民》的报道告诉人们，个别央企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不仅没有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反而成为损害“利益相关者和环境”的典型。

　　一中央企业下属的两家国有铁矿，在尾矿库尚未验收、更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之际，便非法排放尾矿浆，造成下游一民营矿山企业透水关停；随后，两家国有铁矿改道排尾，其中一家居然将尾矿排入附近的河道，河滩农田被占，环境严重污染，附近村民上访不断。

　　这起发生在河北省武安市的央企非法排尾祸企殃民事件，在当地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国企大矿非法排尾，民营小矿透水关停

　　位于冀南太行山东麓的武安市是“全国四大富铁矿基地”之一。这里既有中国五矿集团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简称五矿邯邢局)所属的国有大铁矿，也有众多民营小铁矿。

　　武安市矿山镇金祥联办铁矿(简称金祥铁矿)是一家民营小矿。据这家小铁矿的负责人张春华介绍，2007年10月23日，金祥铁矿突然发生大面积突水，井下人员迅速撤离，并组织人员全力排水。

　　但井下水量之大令人吃惊，原来排水量不足50立方米/日，如今竟高达1200立方米/日。2007年11月10日，金祥铁矿请来具有国家甲级资质的安全评论机构———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察院的工作人员，在邯郸市诚信公证处现场监督和公证下，取水样调查突水原因。

　　2007年11月26日，地质勘察院出具《突水调查报告》认定：金祥铁矿“突水通道为奥陶系中统灰岩岩溶裂隙，突水水源为距该矿上游约60米的尾矿库。”报告认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引发突发性的大的突水灾害，并发生巷道垮塌、掩埋事故。”

　　张春华告诉记者，报告中所说的“上游60米的尾矿库”，是属于五矿邯邢局下属的北洺河铁矿和玉石洼铁矿共有的尖山北尾矿库。

　　“在随后两个月时间内，我们三次紧急致函两家国有铁矿，要求他们停止侵权行为，停止使用尾矿库，并派人解决给我们企业造成的损失。”张春华说，“但是，两家国有铁矿对我们的请求置若罔闻。最终因为透水严重，金祥铁矿不仅巷道被淹，整个矿井都被灌水。武安市矿山镇矿山企业管理办公室下达通知，金祥铁矿被关停。”

　　北洺河铁矿有关领导向记者出示的一份由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所做的《北洺河铁矿尖山北尾矿库运行对金祥联办铁矿透水影响论证报告》则称：“尖山北尾矿库建于不透水或透水性极弱的闪长岩体上，库区不应存在渗漏问题。”并得出尾矿库运行与金祥铁矿突水“没有关联”的结论。这份报告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

　　金祥铁矿代理律师胡海清说：“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的这份报告即无公证，也没有从纠纷双方取水样对比检验，而且是在侵权行为发生一年之后做出的，根本不具法律效力。”

　　记者在查阅尖山北尾矿库的材料时，还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该尾矿库《安全验收评价报告》(中国安全科学研究院所)是在2008年8月做出的，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时间则是2008年8月28日。从其导致金祥铁矿井下透水时间来看，至少在2007年10月23日之前，即尾矿库通过安全验收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近一年之前，两家国有铁矿就已开始非法排尾了。

　　尾矿居然改排河道，环境污染百姓遭殃

　　踏着荒草萋萋的山路，记者登上40多米高的尖山北尾矿库大坝，此时巨大的库区已不见有尾矿注入，但尾矿浆沉淀后形成的沼泽仍清晰可见。据张春华介绍，金祥铁矿透水停产后，于2008年7月把北洺河铁矿和玉石洼铁矿起诉至邯郸市中级法院。2009年3月下旬，这两家国家铁矿不敢再向尖山北尾矿库排尾。

　　据了解，当时两家铁矿并未停产。那么，其选矿场流出的尾矿排到哪里去了呢？

　　带此疑问，记者沿尖山北尾矿库大坝北边的山路徒步东行，翻过一道土坡，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坑塘。一位开着翻斗车拉碎石土方的司机师傅介绍说，这是玉石洼铁矿正在建设的一个新尾矿库。记者看到，库区虽正处于建设之中，但一条管道已开始向坑塘里排放尾矿了。

　　北洺河铁矿尾矿排到了什么地方？记者追踪调查，在武安市上团城乡高村村北的北洺河道里找到了答案。在河道边的河滩上，布满一道道用尾矿渣堆积围成的高高的堤坝，一条矿管道正在向坝里汩汩喷涌着灰白色的尾矿浆。

　　在北洺河铁矿采访时，副矿长张金东以没有得到邯邢局领导批准为由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该铁矿负责外联的工农办主任卢新说“我们向北洺河排尾得到了高村允许，与高村签定了排尾协议。记者应该采访高村村干部。”随后，他打电话叫来高村主持工作的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其林。

　　“北洺河铁矿向河道排尾，是对高村的支持。”陈其林说，“第一、按照协议约定，尾矿排在高村村北的河滩上，每立方米向村里支付1.6元的排放费；第二、村里办起一个选硫厂，可以从尾矿里选出硫矿，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第三、尾矿渣排在河滩上，盖住了裸露的鹅卵石，可以植树造林，绿化环境。”

　　然而，记者深入到高村村民中间调查时却听到完全不同的声音。许多村民表示：北洺河铁矿向河滩上排尾，实际上是高村村干部为满足个人的私利与国有矿山企业相勾结的结果，最终坑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和国家利益。

　　一位姓王的村民告诉记者“向河道非法排尾，一方面圈占了河滩上农田；另一方面严重污染了环境，刮风的时候，尾矿矿砂中的有害物质随风飞扬，村里许多人得了皮肤病；更严重的是，堆积如山的尾矿还对河道行洪造成巨大安全隐患。”

　　民企诉讼百姓上访，央企大矿“岿然不动”

　　据了解，针对北洺河铁矿和玉石洼铁矿的尾矿库导致金祥铁矿透水被淹事件，金祥铁矿于2008年7月将两家国有铁矿起诉至邯郸市中级法院，但目前法院尚无做出判决。

　　金祥铁矿负责人张春华说，国家安监总局于2006年4月6日下发《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明确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为其尾矿库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尾矿库，不得生产运行。”

　　“两家国有铁矿在尾矿库尚未获得安全验收、更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下就非法排尾，导致刚刚投产的金祥铁矿遭遇灭顶之灾，直接经济损失已达5000多万元。”张春华说，“诉讼至今已一年多了，我们期待着法院能尽早做出公正裁决。”

　　针对北洺河铁矿向北洺河河道造成河滩农田被占、周边环境污染之事，临河而居的高村村民也开始联名上访。

　　北洺河是滏阳河的一条重要支流，不仅是邯郸市境内主要行洪河道，也是武安老百姓的母亲河。国家有关部门于1990年12月30日颁布的《选矿厂尾矿设施设计规范》明确规定“选矿厂必须有完善的尾矿设施，严禁尾矿排入江、河、湖、海。”

　　“作为国有大矿，北洺河铁矿难道不了解国家的规定吗？为什么仅仅凭借与村干部的一纸协议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向河道非法排尾？”高村村民侯有良说，对此，他作为村民代表曾带着全村39户村民签名的上访信赴北京反映情况，并受到国家环保部有关领导的重视。4月1日，环保部信访办公室将他们的上访材料批转下来，可问题未得到解决。直到今天，北洺河铁矿的尾矿浆仍在哗哗地向河道里排放着。

　　武安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对于五矿邯邢局下属铁矿非法排尾一事，当地政府部门不是不知道，但却管不了。“他们是中央企业，自恃财大气粗，根本不把地方执法人员放在眼里。”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建议说，“这需要新闻媒体加大监督力度，只有公开曝光后才能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问题才好解决。”

17、绿色和平的调查让谁尴尬

来源：深圳商报2009年10月15日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091015/1336239.shtml

10月13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调查报告批评包括壳牌、雀巢、中国石化、东风汽车和湖南有色等在内的18家中外大型企业违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存在隐瞒污染物信息的违规行为。

消息一出，这些大企业纷纷出面，或解释，或表态，多数企业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担当态度。可是，绿色和平的调查到底让谁尴尬，让谁难堪，到底还有哪些部门、哪些机构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却很少有人提及。绿色和平的调查，究其本质，既是在监督企业，也是在监督各级环保部门的执法，面对企业违规，执法部门却形同虚设，这种情况，应该比企业违规更值得关注。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是2008年5月1日由国家环保部制定实施的。为什么制定这部法规？就是因为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越来越多地引起公众的恐慌，有些甚至造成群体事件。可是，公众想了解这些污染企业的排污情况，往往被回答说是商业机密。针对这种情况，《办法》明确规定：“环保部门应向社会主动公开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名单。”“在名单上的企业应当在名单公布后的30日内在所在地的主要媒体上公布其包含污染物排放信息在内的环境信息，并将向社会公开的环境信息报所在地环保部门备案。”

可是，绿色和平的调查却发现，上述18家企业全都上了地方环保部门公布的“黑名单”，但却没有一家在限定的期限内公布污染物排放信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这些企业态度死硬、拒不公开吗？非也，主要是法规本身不够精细和执法部门跟进不力。比如说，公开的主体是“污染严重的企业”，但是，“污染严重”的标准是什么，《办法》当中没说。再比如说，法规要求企业公开“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超标、超总量情况”。但“主要污染物”的定义是什么，法规也没有说。此外，在媒体如何披露，以确保能被公众了解，《办法》也没有规定。因为法规本身存在模糊性，再加上各地环保部门在“黑名单”披露后没有跟进执法，出现这种局面也就不可避免了。

要改变这种状况，单纯地谴责企业是没有用的，而环保部门应首先正视问题，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让信息披露的规定更加清晰，让信息公开更易于操作，让公开的信息更便于查询。在一些发达国家，排污信息公开并不是一个惩罚性措施，而是要求一定规模以上或符合其他相关条件的企业都必须公开污染物排放情况，就像企业每年要报税一样正常。同时，企业也不能只公布主要污染物信息，而应该像食品标签上的成分表一样，公开排放的所有污染物信息。而公开的方式，登广告也不算是个好办法，如果由政府部门搭建一个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网站，就能既减轻企业公开信息的成本，又方便公众随时查询。

不容否认，环保部制定《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无疑是一个进步，其中还明确标注“试行”二字，这说明，环保部也认识到了这不是一部十分完善的法规。现在，这些明显的缺点和不足就摆在我们面前，这部“试行”的《办法》得赶紧改一改了。

18、张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

来源：南方都市报2009年10月15日　张凯

http://opinion.hexun.com/2009-10-15/121347679.html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报告显示，包括壳牌、雀巢、中国石化(600028,股吧)、东风汽车(600006,股吧)和湖南有色等在内的18家中外企业公然漠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存在隐瞒污染物信息的违规行为。在18家受调查企业中，无一家在法定期限内公开其下属工厂的污染物排放信息。法定期限后公开信息的企业也只公开了极少数的污染物信息。

　　由环保部颁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实行已超过一周年，但从报道反映的情况来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工作仍很不到位。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近期数起涉及重金属的严重污染事件(如发生在陕西凤翔、湖南武冈等地的铅污染事件)，公众都是在遭受严重的健康损害之后才获悉污染事态的严重性，凸显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缺位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已制度化、长效化，并对这些地区的污染物减排和清洁生产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美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系统(TRI)，还是欧盟与日本的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系统(PRTR)，都要求企业定期提供一系列污染物的排放转移数据，并由政府通过统一的网上平台向公众公开。公众可以随时上网查询企业的相关排污数据。有时简单到只需输入自家的邮政编码，附近工厂的排放情况便一目了然。污染物信息公开有了制度保障，企业的污染记录便无处遁逃。在政府、公众乃至投资者的多重压力之下，企业不得不改善生产工艺，改进管理水平，削减乃至消除污染物的排放，做到清洁生产。在美国，从TRI系统问世以来的二十年左右时间内，相关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下降了约60%。而日本的PR T R系统运行仅仅数年之后，记录在案的污染物排放转移总量便下降了约20%。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威力可见一斑。

　　当前，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已成为国际环境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8日，全世界第一份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国际法律文件———“基辅议定书”正式生效了。该议定书将建立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系统(PR T R )作为缔约国的义务，并对系统的设计做出了规定。到目前为止，在议定书的38个签署国中，已有17个国家正式核准了该议定书。其中不乏立陶宛和阿尔巴尼亚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可见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并不只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事。

　　正如全球环境保护领域的奠基性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所宣告的一样：环境问题需要有公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促进企业清洁生产的有力手段和工具。只有企业排污信息透明化，公众才能更有效地行使监督权，政府才能在污染治理中有的放矢，投资者才能全面掌握企业表现。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也是每个深受污染困扰的公民的希望。

19、通往哥本哈根系列特别策划――拯救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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