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十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MDI的主要成分为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具有高毒性、高污染、高风险等性质，贯穿绝大多数化工产品的生产流程。巴斯夫曾向媒体公开表示，公司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美国吉斯玛、韩国丽水和中国上海都运行着世界级的MDI生产装置，这些装置都符合最严格的安全标准。计划的重庆项目将充分利用巴斯夫数十年所累积的经验，在技术和安全环保方面运用新技术新发现。

对此，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巴斯夫在环境管理方面有比较多的经验，也有相关技术和雄厚的资金，但是企业一旦做大，就会有一批周边配套的供应链企业，特别是原材料和运输等企业建设起来，由于在原料和产品的运输上都会涉及到三峡这一敏感的区域，特别是成本较低的水路有可能会成为运输首选，所以不能保证这些环节不会给三峡水域造成污染。

近日在长江三峡大坝—葛洲坝水域曾发生集装箱落水事故，约有62个集装箱落入江中，其中部分属于危化品集装箱。

截至目前，巴斯夫在中国拥有30个生产基地，分布在从吉林到广东的沿海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上海、南京等地。巴斯夫和重庆市政府计划到2013年实现这一年产40万吨MDI生产装置的机械竣工，而到2014年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2、中国5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

来源：新华网 2009年09月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9/30/content_12133482.htm

新华网北京９月３０日电（记者张辛欣）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调整天津古海岸与湿地等５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通知，同意调整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安徽扬子鳄、河南太行山猕猴、甘肃白水江和宁夏中卫沙坡头等５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范围。调整后保护区的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等由环境保护部予以公布。

通知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切实加强对自然保护区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监督，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高标准建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按照批准的调整方案组织勘界，落实自然保护区土地权属，并在规定的时限内标明区界，予以公告。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等一经确定，不得擅自调整。

通知强调，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开展旅游活动及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按规定建设设施，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对涉及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影响评价要严格把关，采取各种预防和保护措施，尽可能减少项目对自然保护区的不良影响，并责成项目开发单位落实生态恢复治理和补偿措施；措施未落实的，暂停相关地区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3、北京制发地方环保标准体系发展规划涉7个领域

来源：人民网　2009年09月30日

http://bj.people.com.cn/GB/10146485.html

人民网北京9月30日电记者30日从北京市环保局获悉，北京市环保局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北京市地方环保标准体系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共涉及两个层次七个领域。

据介绍，《规划》立足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宜居城市的特点和定位，在分析北京市环境状况、存在问题以及环境管理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环保标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确定了未来几年本市地方环保标准体系发展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提出了地方环保标准建设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根据《规划》，北京市地方环保标准体系可以概括为两个层次七个领域。两个层次是指以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为主的强制性标准和指导环境管理的技术规范为主的推荐性标准；七个领域是指大气、水体、固体废物、土壤与场地、噪声与振动、放射性、电磁辐射等七个环境要素领域。在目前北京市已有地方环保标准26项的基础上，从现在起至2012年，计划制修订地方环保标准44项（其中强制性标准35项），从而建立比较完善的、具有首都特色的地方环保标准体系。

近年来，尽管经过大力度的环境污染治理，北京市环境状况得到了较大改观，然而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给环境带来沉重、持续的压力，目前北京市以大气和水为主的环境质量距离全面达到国家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污染物进一步减排和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的难度越来越大。为此，《规划》针对建筑施工扬尘污染控制、机动车和非道路动力机械排放控制、公共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改善等当前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中存在的难点问题、瓶颈问题，以及生活垃圾填埋、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等群众关心和投诉的热点问题，制定严格的地方环保标准对相关行为进行规范。地方标准的技术水平要求与本市污染物减排及环境质量目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为确保各项标准制修订工作任务的落实，《规划》还从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开展污染治理和监测技术示范、加强环保标准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环保标准的实施体系与管理程序、做好环保标准项目计划安排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几年来，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北京市先后针对燃煤设施（电站锅炉和工业、工业炉窑）、机动车，VOCs排放源（炼油与石油化学工业、有机溶剂使用装置、油品储运销）、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焚烧等北京市主要大气污染源，修订、制定实施了23项强制性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基本形成全国最为严格的地方大气排放标准体系，为北京市持续污染减排、保障奥运空气质量发挥了技术法规的保障作用。在地方排放标准的实施推动下，相关行业污染治理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北京市制定实施了国际上最为严格的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全市4大燃煤电厂合计2600MW机组完成了深度除尘、脱硫治理，并在全国率先完成脱硝工程；全面实施10个远郊新城燃煤集中供热规划并采用高效布袋除尘和脱硫技术，撤并了一批分散小型锅炉房，达到“能源增产污染减排”的双赢；全市16条水泥生产线全部采用高效布袋和静电除尘技术；分别于2002年、2005年底、2008年3月在全国率先执行机动车新车国II、国III、国IV标准，新车、油品标准开始与欧洲接轨。按照汽油储运销排放标准要求，奥运前夕全市完成了1265座加油站，38座油库、1026辆油罐车的油气回收治理，估算每年可削减油气排放2万吨左右，排放控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燕山石化公司积极贯彻《炼油和石化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VOC排放治理，完成了苯酚丙酮氧化尾气、灌装工艺污染治理，以及1、2号装油站台油气回收改造项目，还针对VOCs无组织排放，将轻烃介质泵、压缩机密封由单密封改为双端面串级密封，实施了炼油催化烟气治理项目，其大气污染控制在国内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4、广东80%油气污染来自珠三角 每年排入大气6万吨

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2009年09月30日

http://news.sohu.com/20090930/n267115104.shtml

　　本报讯昨天下午，广东省油气回收治理工作研讨会在广州举行，省环保局昨天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汽油年消耗量约630万吨，其中直接排入大气的油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达6万多吨，成为光化学污染的主因之一。据介绍，按照广东省统一安排，到2010年1月1日，珠三角所有油站要完成油气回收系统的安装。

　　专家称，油气排放危害很多，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北京环科院首席专家李刚研究员介绍，人们通过吸入、皮肤接触、食入含油气污染过的空气、食物等，会直接引发呼吸道和肺部疾病，并对心血管系统、肝等产生危害。

　　汽油的挥发性强，标准大气压的常温下，汽油密度为0.75克每毫升左右，比酒精更容易挥发。目前广东全省加油站超过5590个，油库200多座，油罐车约3000辆，年汽油消耗量达800万吨以上。其中珠三角超过630万吨，由于没有油气回收系统，每年排入大气的油气达6万吨，占全省排放量的80%。

　　油气排放污染危害如此之大，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早在2007年，由省环保局牵头，经贸委、财政局、交通局、安监局、质监局、公安消防局等六部门提出了大力推进油气回收的工作进程。但除了广州、深圳、东莞有所行动外，其他地区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秘书长解贺林倡议，为改善市民生活质量，全省应以广州、深圳、东莞为模板，大力推进油气回收工作。广东省石油产业协会陈顺遂会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珠三角地区油气治理完成时间为2010年1月1日，其他地区则要求于2012年1月1日前完成。

5、昆明340家企业明起强制购买环境险

来源：生活新报2009-9-30

http://www.shxb.net/html/20090930/20090930_202650.shtml

《昆明市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意见》将从明日起施行，滇池流域29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17种行业340家将被纳入投保企业范围。而流域外的56家企业，环保部门也鼓励他们参与环境污染责任险，以降低生产过程中发生突发污染事故的风险。

先期重点选择

危害大易污染企业

据了解，在意见施行的先期，昆明市将重点选择滇池流域环境危害大、最易发生污染事故和损失容易确定的行业和企业，率先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现阶段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标的以突发、意外事故对第三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直接损失为主，今后逐步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其他相关制度。“昆明市环保局已向相关企业下发了通知。”昆明市环保局副局长和矛表示，环保险对于这340家企业来说，是一种带有强制性质的险种，参与这样的保险可以降低企业在发生意外污染事故后的风险，解决事故后对受污染者的理赔问题。

据中国保监会云南监管局财产保险建管处的彭博介绍，目前，人保财险、平安保险、华泰财险、太保财险、大地财险等保险公司已经就工作开展涉及到的行业污染风险进行了研究和评估，在产品准备、保险安排、服务方面拟定了初步工作方案，可以说，这几家保险公司已经基本具备推出类似险种的条件。

人为污染事故

不在理赔范围

《实施意见》规定，投保企业因突发意外事故导致污染损害而发生的第三者因污染损害遭受的人身伤亡或者直接财产损失；第三者根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对污染物进行清理发生的合理必要的清理费用；发生意外事故后，投保企业为了控制污染物的扩散，尽量减少对第三者的损害，或者为了抢救第三者的生命、财产所发生的合理必要的施救费用；发生意外事故后，对于事先经保险公司书面同意的诉讼费等相关法律费用以及投保时约定的赔偿责任范围内的其他损失，保险公司会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但是，如果有投保企业及其代表、雇员的故意行为；保险事故发生后，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虚报部分；投保追溯日以前就已经发生的意外事故或者已经存在的污染损害；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自然灾害；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免责损失等情况发生时，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6、三峡水位突破157米完成第一阶段蓄水目标

来源：新华网2009年09月30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09-30/163618761038.shtml

　　新华网宜昌9月30日电 (记者熊金超) 正在进行175米试验性蓄水的三峡工程蓄水进展顺利，在连续蓄水15天后，三峡水库水位成功突破157米，如期完成第一阶段的蓄水目标。

　　根据国家防总和长江防总批复的试验性蓄水方案，蓄水期间，三峡水库水位每天涨幅不超过3米，9月底蓄至156米水位，原则上不高于158米，至10月末或11月蓄水至175米水位。

　　记者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三峡枢纽梯级调度中心获悉，29日12时，三峡水库坝前水位成功突破157米，达到157.06米，比起蓄时的145.87米上涨11.19米。目前，长江上游来水的入库流量为每秒17800立方米，三峡大坝下游葛洲坝的下泄流量为每秒10800立方米，依然保持着每秒约7000立方米的富余入库流量。

　　采取“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方案建设的三峡工程，在施工建设的过程中，已先后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实现了135米水位和156米水位的蓄水目标，并在蓄水运行5年之后，于2008年启动更高水位的试验性蓄水，水位最高曾达到172.8米。

7、联合国2009年第四次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侧记

来源：新华网 2009年09月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9-09/30/content_12132101.htm

新华网曼谷９月２９日电（记者朱丽　张秋来）通讯：泰铢储蓄罐－－孩子们“给气候的零用钱”——联合国２００９年第四次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侧记

联合国２００９年第四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从２８日开始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步入会场前，５个泰国孩子把５只装有泰铢（泰国货币）的储蓄罐送到他手中。孩子们说，储蓄罐寄托了泰国民众的希望，钱不多，权当是“给气候的零用钱”。

“这是截至目前，仅有的一份实实在在摆到全球气候谈判桌上的资金。９０００多泰铢（１美元约合３３泰铢），全部由泰国普通百姓捐赠。而发达国家作为整体，一分钱都还没有拿出来，”参与此次谈判会议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成员王晓军告诉新华社记者。

德博埃尔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谈判会议中第一份应对气候问题的资金是从代表下一代的孩子手中接过来的。他郑重其事地把其中一个储蓄罐放在了谈判桌上。

这一笔“给气候的零用钱”是在总行程２５０公里的“大象之旅”活动中收到的沿途普通民众的捐赠。９月１２日到２８日，几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绿色和平”工作人员与５头大象一起从泰国南部的考艾国家公园一路走到曼谷。“大象之旅”穿越雨林，目睹雨林被破坏的状况和大象生存环境的变迁，沿途还经过了由于气候变化而受到干旱、咸水倒灌河流、海水淹没土地等严重影响的不同地区，向当地群众宣传拯救气候和保护森林的概念。

全程参与这次活动的“绿色和平”工作人员布莱说，沿途居民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和渔民，并不是有钱人。“所以这９０００多泰铢有很多都是硬币，是真正意义上的‘零用钱’。”他们把这些捐款送到曼谷气候谈判会议上，希望以此敦促发达国家也为这个“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

曼谷站的谈判会议为期１２天，是今年１２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的倒数第二次磋商。此次谈判能否取得切实进展，对哥本哈根大会达成新协议至关重要。根据“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大会应该制定一份明确了各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责任与义务的全球新协议，取代将于２０１２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气候威胁。

然而截至目前，在许多关键议题上，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僵局仍然未能化解。一方面，发达国家提出的中期减排指标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气候学术界的期望，另一方面，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和环境友好技术迟迟没有到位。

曼谷站的会场内，来自世界１７７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及商业、学术界代表４０００多人正在艰难磋商，他们需要把长达２００页并包含大量待定内容的协议草案整理、精简成可供哥本哈根大会审议的５０页左右的提案。会场外，很多非政府组织也都在积极发放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小册子和宣传材料。

在一份宣传材料上，记者看到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不久前说的一句话，大意是，如果我们不把这２００页的协议草案整理好，“它或许就成为历史上最长的遗书”。

“希望我们在把储蓄罐还给下一代时，能留点积蓄在里面，”一位志愿者如是说。

8、人大环资委孙佑海：环境破坏应追究地方政府负责人法律责任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9月30日章轲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wrfz/20090930/1299192.shtml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原主任孙佑海：硬发展是死道理，科学发展才是真道理

最近一段时间，陕西省凤翔县、湖南省武冈县等地相继发生“血铅事件”。有专家表示，我国已经进入一个环境公害高发期，污染企业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日渐凸显，因环境污染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危害日渐凸显。

但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原主任孙佑海却发现，在这类污染事件中，有两个“细节”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出事”的企业往往都是当地招商引资项目和纳税大户，他们在距离居民点或者水源地很近的地方建厂开工，

二是群众在当地卫生或环保部门所做的检测总是显示为指标正常，与他们到外地做出的检查结果往往相差甚远。

在日前召开的“2009环境保护基层论坛·探索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论坛上，孙佑海对CBN记者表示：“我国地方经济要进行跨越式发展，必须处理好发展与环保的关系。”

孙佑海说，陕西凤翔县和湖南武冈县等地发生的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和近期江苏盐城等地区发生的严重水污染事故说明，漠视环保求得发展，不顾环境引进项目，不仅免不了要还“旧账”，还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使得发展没有可持续性。

CBN：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与地方政府有哪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孙佑海：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提高，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也取得很大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有的地方在大干快上的同时，却将环评制度形同虚设；有的地方政府放任地方保护主义，出台各式各样的“土政策”，干扰环境执法；有的地方政府行政不作为，对环境违法企业放任自流；有的地方政府忽视环境规律进行盲目决策，致使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损害等。

如何在发展本地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些地区的领导同志对此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认真分析上述一桩桩环境污染事故，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事故的背后，往往都蕴含着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同志的强烈的GDP冲动，蕴含着强烈的追求短期政绩的愿望，从而导致少数地方政府在利益驱使面前和错误的政绩观下做出错误的决定和妥协。

CBN：但目前对一些地方来讲，“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点，在某些政府官员来看，这是当务之急。

孙佑海：对“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应该更加理性地看。事实上，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没道理，硬发展是死道理，科学发展才是真道理。

从保护环境的角度看，我们要充分认识“硬发展是死道理”这一判断。发展经济一定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土地征收、城市拆迁、招商引资绝不能超出本地资源和群众的承受力。如果地方税收大幅度跨越的背后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健康受损，那样的发展无疑是杀鸡取卵，短期取得的发展成果必然像沙滩上盖起的大厦一样在某一个时间“点”轰然倒下。

事实上，盲目上马污染项目，政府的风险远远高于企业。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谁污染，谁负责治理和赔偿”。但是，对于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很多企业根本无力赔偿，政府往往就成了“兜底者”。企业可以一关了之，政府却不能推卸责任。

以中西部地区为例，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大量引进东部淘汰的重污染项目。随着环境污染的累积效应逐渐显现，政府不得不付出昂贵的“学费”。以凤翔“血铅事件”为例，仅搬迁污染区居民一项，就需要耗资近亿元，相当于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因此，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无异于饮鸩止渴。那些曾被视为“聚宝盆”的污染企业，迟早会成为政府的“烫手山芋”。

“先污染、后治理”，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一条弯路，其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只是手段。如果经济增长了，生态环境却恶化了，人的疾病增加了，那么，这样的发展模式有何意义？历史的教训证明，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增加民众福祉。算经济账，眼前受益长远受害，局部受益全局受害；算社会账，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危害当代群众和子孙后代的身心健康。在现代社会，生态环境属于公共资源，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政府的责任。

CBN：那么，如何既引进项目又不牺牲环境呢？

孙佑海：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再次提示各级政府，迫切需要从环境容量、居民健康标准等出发，统筹安排各项事业的发展，积极探索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切实控制住污染排放总量。

作为地方政府的负责人，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增强依法治国的理念，在环境领域必须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律办事。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方法和途径是多样的，最重要的是全面调动内外法律监督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律和他律双重监督力量，内外结合，用法律责任规范政府行为，用政绩考核调动政府积极性，使政府既不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也不怠行职权，保障包括环境法律法规在内的各项规则得到有效遵行。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从1989年实施至今已经20年，社会各界要求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呼声十分强烈。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立法，应当围绕落实“地方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原则，建立和完善一系列重要法律制度。建议立法机关在研究修改环境保护法时，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地方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的有关规定：明确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建立总量控制指标体系；明确跨界环境责任和协调制度；明确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规定地方政府应当组织建设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等环保基础设施，使环境保护的原则在实践中得到真正贯彻。

此外，为了切实落实环境保护法律，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及时作出司法解释，对如何追究地方政府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做出具体的司法指导意见。

9、王浩院士：我国水环境恶化趋势还在加剧

来源：科学时报 2009-9-28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htmlnews/2009/9/223772.shtm?id=223772

9月20日，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河海大学、江苏科技报社、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系列高端科技报告会第十三讲《中国水资源与水环境》在河海大学举办。此次报告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院士主讲，江苏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耀新，河海大学副校长朱跃龙，江苏省科协秘书长詹庚庆，高校师生等共计500余人参加，报告由江苏省科协副主席阮仁良主持。

王浩院士在报告开始就提到，我国的水资源问题比较突出，其原因是我国人口众多，经济需要多元发展。在世界153个国家中，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排名第121位。加之我国是大陆季风气候，雨期洪水和旱季枯水交替更迭，水资源的利用难度较大；南北方水资源分布不均，南方的长江、珠江、东南诸河、西南诸河四大流域占全部水资源量的84%，而北方的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内陆河六大流域只占16%。

他围绕水资源数量这个问题旁征博引，具体到一条河流、一个数据都十分清晰，通过资料可以得出：全国水资源1956年至2000年总量变化不大，但北方地区明显减少；水资源可利用量有限，北方地区总体潜力不大；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开发利用难度较大。

另一个就是水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南方地区，水被污染后，有效的水资源就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保护好水环境，怎么治理水环境，也是一个问题。王浩院士对水资源质量从污染基本情况、污染源排放质量、废污水及污染物入河率、点源与非点源污染物组成、水库水质评价等方面作了阐述，容易看出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工业城镇生活废污水造成的污染严重，非点源污染日益突出，底质污染不容忽视；水环境恶化的趋势还在加剧等等。

王浩院士认为，通过对供水能力、供水量、用水量、耗水量等参数的计算，我国还存在着供水保障低、高保障用水需求增加、工业及城镇生活用水增长显著、用水水平与效率整体不高、流域间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平衡之类的不良现状。

谈到与水相关的生态环境调查评价，王浩院士简要介绍了由于水土资源开发而带来的河道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平原地区地下水开采超标、河湖湿地萎缩等严重问题。我国的水资源禀赋条件不是很理想，大家要认识到这个基本国情，积极建设节水型社会，养成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的社会风尚，这样才能以有限的水资源支持社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报告会的交流时间，针对大家的各种提问，王浩院士围绕南水北调、雨水利用与管理、中国国际河流等问题一一作了详细解答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充分显示出他几十年来研究的深厚积淀。最后，王浩院士还对在校同学提出了学习方面的建议和期望。

10、《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10月1日起施行

来源：国际能源网2009-9-30

http://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_0917091788473217.html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开始施行。《条例》的出台有何意义？相对于2003年9月1日起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评法》），《条例》对规划环境评价工作有何进一步的指导意义？对钢铁工业有何影响？记者日前采访了有关专家，对这一《条例》进行解读。

　　《环评法》不“解渴”

　　2002年10月28日，《环评法》于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还初步确立了我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然而，在随后几年的实践中，规划环评工作的开展却并不尽如人意。

　　“在实践中我们感到，《环评法》关于规划环评的规定审查主体还不够明确，审查程序还不够具体，规划编制机关、审批机关、环保部门、社会公众等各方的权利义务还不够清晰，规划编制、审批与规划环评之间的强制性制约机制还不够有力，这些都制约了规划环评的实施效果。”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说。

　　《环评法》第十三条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审批专项规划草案，作出决策前，应当先由人民政府指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召集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组成审查小组，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查。该条还规定，审查小组的专家应当从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立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以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然而，审查小组成员的专家比例、要求、职责以及审查意见内容，都没有详细的规定。诸如审查小组专家即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人员之类的问题时有发生。

　　正如吴晓青所言，主体不明确、程序不具体、各方权利义务不清晰、制约机制“不够有力”，也使得规划环评成了“纸上谈兵”。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刘涛坦言，在《环评法》实施以后，我国仍有很多规划没有进行环评，这一领域实际上是个缺失。“以前的钢铁规划环评都是按项目环评的程序来操作的。” 他说。

　　由于建设项目环评只是就项目本身而言，但对区域的国土、交通、水利等整体规划的考虑不足。因此，没有如期地把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进行统一协调管理，致使问题层出不穷。“项目都是好项目，但一个个相继建起来，就会产生矛盾。”多年从事冶金等行业环评工作的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总杨晓东说。他进一步解释说，目前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基本都能够实现达标排放，但所有项目的污染物排放量的总和则可能超出区域环境容量，从而导致区域环境污染指标超标。“企业达标就是合法的，对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只停留在行政手段层面，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杨晓东言语中流露出些许无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曾表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切实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没有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发展必然受到制约。缺乏综合决策机制，充分暴露出我国环保工作推进过程中的一大缺失。“就目前出现的问题来看，《环评法》还不够‘解渴’。”杨晓东说。

　　钢铁成为重点监测行业

　　为了切实解决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作出具体规定，《条例》在《环评法》原则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规划环评的实施细则：明确了规划环评“客观、公开、公正”的三原则；规定了评价的三方面内容，即对相关区域、流域生态系统产生的整体影响，对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以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细化了规划环评的责任主体、环评文件的编制主体及编制方式、公众参与、实施程序等；明确了专项规划环评的审查主体、程序和效力；确立了“区域限批”等责任追究和约束性制度等。

　　以审批环节为例，《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对审批的要求，如“参与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的专家，不得作为该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小组的成员”，“审查小组中专家人数不得少于审查小组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少于二分之一的，审查小组的审查意见无效”，等等。此外，《条例》还规定，规划审批机关、规划编制机关、审查小组的召集部门不得干预审查小组成员提交书面审查意见；审查意见需经审查小组四分之三以上成员签字同意，审查小组成员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如实记录和反映。

　　“《条例》的发布是我国环境立法的重大进展，标志着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进入了新的阶段。《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要求，规范了程序，落实了相关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增强了规划环评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有利于促进规划环评制度的落实，发挥规划环评从决策源头预防和控制不良环境影响的重要作用，从而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吴晓青评价说。

　　钢铁行业作为资源和能源消耗大户，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重点需要落实《条例》的行业。吴晓青指出，要开展重点行业规划环评，适时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加强对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深入论证行业规划确定的发展规模、布局等的合理性，作为受理审批区域内高耗能项目环评文件的前提。

　　对于规划环评的效果和影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科技环保处处长黄导明确表示：“今后钢铁项目的规划审批肯定会更加严格。”

　　杨晓东结合国内外环评工作的情况，表示了对《条例》的肯定。他认为，《条例》提出联动综合决策机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另外，他还特别指出，《条例》的制定，就是要针对一个区域进行一个规划环评。“比如在成都规划一个工业区，就要先进行规划环评。规划环评中含有钢铁项目，你才能再进行建设项目环评；规划环评中没有钢铁项目，那就根本不要做建设环评，做了也不受理。”杨晓东举例说。

　　“由于审批过程严格且复杂，目前很多企业都在躲。”杨晓东透露说。他表示，要想使《条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必须在执行层面加强监督管理力度。

11、新中国60年生态环保发展：制度规范越来越严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09月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9/30/content_12134662.htm

今天，环保已经成为时尚元素之一。

三四十年前，环境保护的概念在国务院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被提出时，有人反对说，污染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会有污染，不用搞环境保护。但在其后的数十年间，环境保护不仅被高度重视，还成为国家基本国策之一。

从上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在政府的政绩评价体系中，污染物减排指标的完成情况已经和官员的升迁紧密相关。中央政府的指挥棒是，决不允许再走先经济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这样的指挥棒下，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正在协调发展：1992~2007年间，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了3.3倍,而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增长5%和62%，化学需氧量(注：衡量水体污染物的指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降低了31%和54%。

不断升级的决心

2008年3月27日上午9时，环境保护部举行挂牌仪式，换下的是国家环保总局的牌子。整个过程只有5分钟，但从环保总局升格到环保部，变化的不仅是名称，还有一个国家和污染较量不断升级的决心。

今年80岁高龄的曲格平是环保总局第一任局长，他见证了我国的生态环保历程。在他看来，新中国环境保护的奠基人应该是周恩来。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主持成立了“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协调国民经济的发展。曲格平是这个16人小组的成员之一。曲格平回忆说，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三四年间，他整理的周总理关于环保的讲话就有30多次。周总理还曾多次对小组成员说，在安排未来国民经济计划时，一定要考虑环境保护。

1972年，全球环境峰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中国派出了代表团，这也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的首个国际会议。这次会议让中国代表团意识到，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的污染问题也在中国出现了苗头。

197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保大会。这是环境保护的概念第一次被推向全社会，这一年被认为是我国环境保护“元年”。那次会议后，中央政府决定在当时的城乡建设部设立一个管环保的部门。

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会上，宣布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很多环保界的老人都认为，在那个年代，我国把环保定为基本国策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因为当时经济百废待兴，各级政府更多地关注经济复兴而忽略环境保护。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但中央政府还是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1984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各部门间的环保问题。

第三次全国环保大会在1989年举行。会议提出了谁污染，谁治理、排污收费、地方首长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等制度和政策。曲格平认为，这些变化昭示了我国的环境管理由口头号召转变为制度规范。

2006年4月17日，一场不期而遇的沙尘暴席卷了北京。就在这一天，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召开，温家宝总理在做报告时用了这样的开场白：外面黄沙漫天，我们再也不能闭门开会。那次会议形成了一份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的决定，其中提到，要由过去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并重；要由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增长，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转变。

减排出现拐点

2009年7月，环保部等4个部委联合公布了2008年全国污染物减排的完成情况：与“十五”末期的排放量相比，环保考核的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分别下降6.61%和8.95%。这在环保人士看来是了不起的成绩。因为这意味着，我国有可能首次完成“五年计划”中的环保任务。

在以往的“五年计划”中，都有关于污染物减排的目标，但遗憾的是，过去十个五年计划中，环保任务从未完成。“十一五”规划中的环保任务是，到2010年，我国的主要污染物要比2005年消减10%。有专家乐观地预测，如果照2008年的减排速度，我国不仅能在“十一五”末期首次完成环保任务，而且有可能提前一年完成二氧化硫的减排任务。

从过去几年公布的数字看，“十一五”的第一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完成减排任务。减排的拐点出现在2007年。当年，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势头。

在环保部总量司司长赵华林看来，2007年污染物排放量下降，有其必然性。因为从2006年下半年起，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首先，由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各省签订了责任状，污染减排被明确为地方长官的责任；其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排的考核文件，其中，完不成减排的官员不仅要被问责，还要向国务院作出说明；环保部门还将对该地区实行区域限批，暂停当地新建项目的环评审批。

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地方治污的积极性。有的地方甚至要求，未来3年，减排任务不达标地区的官员不得调动、升迁。污染治理资金也前所未有地充裕。赵华林介绍，2007年中央财政设立了污染减排专项资金，总投资24亿元，加上其他方面投入，中央对地方的投资共达32亿元，是2006年的4.2倍。

其实，在业界专家看来，“十一五”有可能首次完成环保任务，最重要的原因是政绩观的转变——以往只重GDP，现在更综合考虑生态环保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生态环保成公众时尚

9月初，一个小型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一家酒店举行，中方代表都没有穿西服、打领带。中方的一位代表首先发言说，“我们今天没有着正装，不是对客人的不尊重，而是我们中国正在倡导夏季空调不低于26(摄氏)度的理念。”外方宾客们听罢，纷纷脱下了西服外套。

其实，我国执行“夏季空调26(摄氏)度”的制度已经有好几个年头。2004年，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向公众发出该号召，之后又有几家环保组织响应。更可喜的是，两年后，政府部门发文，要求商场、写字楼、政府机构办公室夏季要执行空调不低于26摄氏度的政策。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觉醒。现在，公众的环保诉求可能会改变政府部门的决策。典型的案例是2005年的圆明园铺膜事件。

2005年春，从西北来北京出差的教师张正春发现，圆明园的湖底正准备要铺上一层塑料膜，这被环保界批判为有违自然规律的做法。这一问题迅速在媒体和更多环保人士中发酵，并被当时的环保总局所关注。当年4月13日，我国举行了首场环保公众听证会，让公众对圆明园的铺膜事件做环境影响评价。最后，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圆明园管委会根据公众的建议进行调整。

在业界看来，公众环保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政府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公布与环境相关的信息。2000年，国家环保总局决定从当年的“六五”世界环境日开始，每天都公布全国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

这一决定出台前曾引发业界探讨。反方担心，环境质量的信息公布后，如果某一天的空气质量不好，会不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但事实上，公众以平静的心态接受这类信息的公开，环境信息公开的步伐随后越迈越大，现在空气质量状况不仅有当天的指数，还有未来的预报。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把信息公开当作是老百姓对环保工作的监督。

12、中科院专家：中国县一级的环保局长是最难干的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9月30日　章轲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hbsd/20090930/1299193.shtml

“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2004年以来的28起影响恶劣的突发环境事件中，被问责依法查处的330名责任人，其中环保部门有关责任人就占到17.3%。最新的例子是，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中被停职的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以及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原大队长。

这就是被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称为“环保战场的最前沿，环保事业的根基和命脉”的基层环保部门普遍遭遇的境况。多年来，力图给予地方全方位环境保护的地方环保部门，却很难找到有效的“自保”法门。

环境保护部于最近首次召开的基层环保论坛，折射了这个中国环保的最高权力机构，正寻求改变积累已久的体制问题，掀起一场基层环保改革风暴的决心。

执法窘境：招商·合谋·保驾

“中国县一级的环保局长是最难干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副秘书长蒋高明分析说，虽然业务上受上级环保部门主管，但环保局长职务却是县委和县政府任命的。这样在工作中，县环保局长就必须按照地方政府领导的意志办事。

一些地方领导虽然也要环境，但更想要的是GDP。“招商引资是县一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别管污染不污染，只要有人来投资，只要投资经费划到了地方财政账上，先落地再说，出了事是以后的事。”蒋高明说。

环保局变成了“招商局”，毫无疑问，污染再大的项目也会在这里一路畅通。而事实证明，很多污染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项目审批把关不严格、执法监管不到位、环保设施不健全、环境管理不严格造成的。

“今年山东临沂发生的两起砷污染事件，第二起砷污染事件在第一起砷污染事件处理之后不到100天就发生了。”环保部应急中心调查一处副处长刘相梅称，这说明有环保部门自身存在的问题，没有把好执法控制关。

“一些环保部门确实对当地污染企业无能为力。”江苏省仪征市环保局前任党组书记侯宜中说。今年5月，侯宜中因一篇《环保局前党组书记4年来举报当地污染企业未果》的文章而声名鹊起。

“首先是企业环保意识不强，爱玩躲猫猫捉迷藏，其次是我们的对手比较强大。”侯宜中说，有些污染严重的企业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污染处理设施少运营甚至不运营，偷排污染物，与执法人员躲猫猫。

侯宜中还发现：“现在的环保发展态势拴不住老虎，打不着老虎。”有处罚条款但操作性不强，即使处罚有规定，但处罚的数额太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有调查显示，环保部门要查清楚一起偷排案的成本，大概是其所能处罚污染企业的款额的数十倍。所以面对企业的违法行为，环保部门通常显得势单力薄。

而即便是数额并不大的罚款，企业也未必肯交。

山东微山县环保局局长于恒启告诉记者：“要是交通违规，摄像头把车拍下来，罚款单寄到这个单位，这个单位就得乖乖把钱交上，但是环保部门征收排污费时，跑上很多次，企业都不会交。”

“环保执法人员常常被挡在企业大门之外，因为没有统一的制服。”于恒启说。

一些基层环保局反映，有些污染排放相关的标准滞后，有时候污染横行，环保局却爱莫能助，因为环保标准明显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很多人的思维中，只要出现污染事故，环保局长一定要受到牵连，或者受到追究。这就给人造成错觉，就是环保局长要为环境污染负责。”安徽省阜阳市环保局副局长史春称，环保局长在社会上被认为是高危人群，环保也被称为高危行业。

到底谁应该为环境污染负责呢？史春认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实事求是依法确定。比如，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引进了不该引进的重污染企业，造成污染了，地方政府理所应当承担责任，政府主要负责人就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任人；因环保部门管理不善或者检查不到位造成的污染，应该由环保部门负责；企业故意排污，当然要由企业负全责。

“重压下的妥协！”江苏省射阳县环保局鲁立中用这句话来描述基层环保的窘况。“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地方政府的重压之下，环保部门只能妥协。”

鲁立中告诉记者，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环保部门要处罚一些重大违法行为，必须要经过地方有关领导同意，就是到企业履行正常的环境检查义务也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更何况，在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环保部门还担负着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任务，也就是说，猫和老鼠就成了睡在一个窝里的兄弟。”鲁立中称，在这种情形下，有些环保部门与污染企业沆瀣一气，为其通风报信，提供庇护。

内功不足：四靠·缺钱·缺人

统计显示，进入“十一五”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加强基层环保能力建设，仅2008年中央投资支持基层环保能力建设的资金就达34亿元。近两年来，在中央投资的带动下，环保能力建设资金超过150亿元。

据环境保护部介绍，上述资金投资到位后，全国将拥有污染源监控中心363个，新增36个水质自动监测站，配备执法车3900辆，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信息传输系统和3个数据分析平台。

但环保部有关人士同时表示，目前在基层环保系统中，仍普遍存在“废气靠闻、废水靠看、噪声靠听、废渣靠摸”的落后现象。

四川省广元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张厚美称，目前基层环保部门中，“人员素质与监测事业发展要求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他举例说，“5·12”大地震后，国家加大了对地震灾区环境监管能力的投入，投资额高达1610万元，有很多设备都是国外最新的产品，需要有较高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的人员才能操作。而近10年来，当地的监测站都没有进过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广元市环保部门只好从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聘用环境监测专业的大学生负责掌控重点污染源监测和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操作。

而这种情况越到基层情况越糟。上海市宝山区环保局副局长潘健民反映，在乡镇层面，环保工作人员是由镇政府指派的，很多人是安全和环保合二为一。“比如环境污染源普查的教材，他们就像看天书一样根本看不懂。”

张厚美还反映，基层环保部门“人手少与任务重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以广元市为例，环保机构队伍建设相当滞后。广元市四县三区环保机构队伍中，没有一个独立行政一级局，只有旺苍、苍溪建有环境监测站。全市环保工作人员仅289名，县区环保工作人员与人口总数之比为0.62：10000，每223平方公里仅有1名环境监察执法人员，比例为0.45%；每41917人中仅有1名环境执法人员，比例为0.0024%，平均每个执法人员要担负3个乡镇的环境监管工作。

由于缺钱，缺人，“很多环保领域目前还处于混乱、分离或无人监管状态。”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马中说，如农村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特别严重的是，占我国国土总面积15%以上的资源保护区的环境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

马中还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利用废弃矿井及地质空间储存工业废水，这对地下水的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

“环保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希望也在基层。”潘岳说。

潘岳认为，基层环保部门只有把自身工作的小环境自觉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之中，有效地将环境管理寓于服务之中，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才能得到地方党委、政府和广大社会公众的支持。“环保才有自己的地位。”

作为环保部首次召开的基层环保论坛，基层环保局长们很是看重。

江苏省南通市环保局局长陆伯新把九个县市区的局长都叫来了，“借这个机会一起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和沟通。”陆伯新说。

他对记者说，现在基层环保工作是“两为”：一是为经济发展腾出更多的环境容量；二是为群众创造更好的环境质量。

陆伯新很清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他称，基层环保部门“既要得到政府信任，又要得到老百姓的赞成，环保局长们一定要在‘两为’中始终做到得体、有效。”

体制突围：公众牌·白加黑·垂直术

在浙江省嘉兴市环保局局长章剑的记忆中，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2001年11月22日凌晨，嘉兴市王江泾镇群众用28条水泥大船沉船封堵了江浙两省交界航道，以此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

原因是上游大量的印染污水长期污染这一带养殖水域，造成这一带养殖区域有水不能养鱼，历年的死鱼损失高达上千万元。

航道被堵，非同寻常，事件引起了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在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协调下，通过行政干预和引导群众进行法律诉讼，最终重新疏通了河道，受损农民依法得到了应有补偿。

“此事带来我们诸多的反思。”章剑对记者说，没有群众的“闹”，这一带的水污染问题不会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解决，群众的环境权益就得不到保障。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官员，章剑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发现，纵观近些年全国各地的群众自发性环保维权事件，一方面引发了严重的不稳定事态，给当地党委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环保问题的暴露和解决。

章剑告诉记者，嘉兴市的“公众牌”已经打得很顺手了。近年来，嘉兴市环保局重点抓了“两个团”：市民环保检查团和环保专家服务团。

市民检查团组建于2007年，当时企业违法排污现象比较普遍，老百姓对环保意见很大，环保局借力助推，通过报纸在全市公开招募有志于参与环保事业的热心市民，几个星期报名者就达到近千人。环保局从中物色了200人组建市民检查团，其职责就四个字：监督、宣传。

上海闵行区环保局副局长喻文熙也告诉记者：“环保的主体是企业，我们从去年开始推进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160多家企业被纳入到环境友好企业评价体系。”近三年，闵行区GDP增长了一倍，但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的排放强度削减了一半以上。

河北省邢台市环保局的做法则是“变上访为下访，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邢台市环保局副局长齐有主介绍，该市环保局创造了“白加黑”和“5+1”信访工作模式。“白加黑就是白天接到群众举报，当天晚上就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处理；5+1是指一周工作五天，但周六或周日，至少有一天进行明察暗访。”

就如何加强基层环保建设，江苏省无锡市环保局局长刘亚民认为，“眼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抓住机遇、武装自己。”刘亚民透露，太湖重大水污染事件后，当地环保部门除了强化检查、考核机制，严格问责制度外，已建设了水质自动监测站58个，还在太湖水域建立了13个蓝藻视频监控点。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在论坛上透露，有关部门正计划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使其更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行为。

针对基层环保力量薄弱的问题，杨朝飞建议“环境执法一定要重点查处主观、故意、恶意的违法”，执法程序一定要严格，并综合运用各种惩戒手段。当百姓的环境权益受到损害时，基层环保部门应当及时提供相关监测数据，为环境侵权诉讼和判决提供数据支持。

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对干部的考核已经开始向环保倾斜。呼伦贝尔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朱炳文透露，该市充分发挥干部实际考核风向标的作用，在干部中树立重视生态环保、崇尚科学发展的政绩导向，科学设置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对于纠正领导干部片面追求GDP增长，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错误理念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们把环境保护指标、权重在整个考核体系当中提高到10%，应该说这个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比重。”朱炳文说，另外在能耗降低和沙区治理方面也设置了指标。据介绍，呼伦贝尔市在一年一度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还专门设置生态环保方面的奖项，以奖励在环境保护方面贡献突出的单位。

马中建议，基于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应加强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职能。他建议，“把目前环保部的区域督查中心改为环境保护区域分局，作为环保部派出机构，全面延伸管理职能。”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环境保护杂志社社长刘友宾对记者表示，“为基层环保部门撑腰是当务之急”。

有关专家建议，对于“非正常免职”的基层环保部门负责人，应当进一步完善组织程序，征求上两级环保部门的意见，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环保部门领导干部双重管理机制的作用。

13、基层环保术样本：嘉兴南湖“村民调查员”揭秘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9月30日　章轲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wrfz/20090930/1299191.shtml

“隐藏”于村民之中，收集污染情报，与环保局监察大队长单线联系，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知其身份——《潜伏》里“余则成”的故事，正在中国基层环保的现实角落里上演。

“他们都来自于本村，环保局每个月给他们200元的电话费、交通费。”嘉兴县南湖区环保局局长陈凯告诉CBN记者，提供的情况查实后，环保部门还会拿出处罚金额的10%作为奖金。

在浙江省嘉兴县南湖区禽畜养殖最集中的20个村中，每个村都有一名这样的“便衣警察”。“这种做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至少在现阶段对改善环境质量是有益的。”陈凯说。

“村民调查员”

嘉兴市南湖区是杭州、嘉兴、湖州平原上典型的农业区，位于太湖流域的下游，以“丝绸之府，鱼米之乡”而闻名，属典型的江南水乡。近年来，畜禽养殖一直是当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随着规模养殖和饲养密度的快速增长，畜禽粪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

陈凯告诉记者，过去每到炎热的夏季，南湖区内就出现鸡鸭在猪粪板结的河面上行走，黑水翻泡、蚊蝇成群、臭气熏天的景象。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瓶颈，也成为浙江省级督办的重点环境整治问题之一。

近年来，南湖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养殖户中进行大规模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仅2008年就投入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工程概算1.05亿元，全区2812户50头以上的养殖户(场)完成了治理，其中217户3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场)还实现了零排放，走出了一条具有平原特色的“农牧结合、生态高效、资源循环、环境友好”的治污新模式。

但每次整治之后，总会有一些养殖户存在侥幸心理，偷排畜禽废弃物，对逐渐好转的农村水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对畜禽养殖污染这类问题，不少地区的做法就是叫停。“畜禽养殖毕竟还是一项民生工程。”陈凯对记者说，应当在坚持有利于农村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确保农民主体利益前提下，充分但南湖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只有10个人。于是，陈凯便想到了利用当地村民进行监督、举报的办法。

据介绍，南湖区最初的设想是在原有区环境监察大队和各镇环境监察中队的基础上，通过组织推荐、自我推荐、公开招聘等多种渠道，在乡村发展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和环保热情的村民作为面源污染治理监察员，建立区、镇、村三级立体化监管网络。

“但公开协助环保部门对生猪养殖污染进行监督执法，一些村民对此心存顾虑。”陈凯称，后来改用在网上发布招聘启事的方式，让有意者来环保局报名，由环保监察大队长接待，符合条件的确定为“农业面源监督员”，其身份完全保密。

没多久，南湖区就先后在新丰镇横港村、栖凰埭村、凤桥镇陈良村等20个高密度养殖村安插了“调查员”。

“村民对本村情况很了解，并且可以24小时监督。”陈凯告诉记者，靠着这些“调查员”，仅今年一季度，南湖区环保局累计处罚违法排污养殖户30户(场)，还对2家拒不执行的违规排放养殖户进行了强制执行。

据介绍，南湖区环保局目前正在对养殖量在50头以下的12812个养殖户(场)展开整治。

第三方监管

如今，南湖区对畜禽养殖的监管已经扩大到工业领域，应运而生的是“外部环境监管公司”。据悉，引进民营环境监管公司对排污企业实行长效管理，这在全国尚属首创。

在南湖区，有一家名为“天渊环保技术服务公司”的企业。据介绍，这家企业提供的服务与众不同——其员工的主要工作就是“盯梢”，时刻紧盯着当地9家重点监管的排污企业。如果发现异常，他们会立即通知环保部门，并提供“诊断报告”。

其实，天渊公司是一家专业处理工业废水和农村污染的水处理环保公司，其环境监测手段包括TOC在线监控、多应因子大气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弥补了环保部门人员和技术上的不足。

据介绍，天渊公司与区环保局签订合作协议，与重点排污企业签订监管协议，并在区环保局的业务指导和关系协调下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监管，同时帮助企业改进治污设施。监管费用向排污企业收取，如监管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无违法排污现象，费用由政府埋单。

天渊公司在全额收到所有受监管企业的应付款项后，向区环保局交纳监管费用总额的20%作为保证金，如天渊公司在监管过程中弄虚作假，包庇被监管企业，区环保局根据情况有权对天渊公司解除协议并处罚，同时不退还保证金，情节严重的要追究由此引起的连带责任。

目前，这家公司已与当地的“海晨化工”等9家重点监管的排污企业签订了环境监管协议。天渊公司身兼“环保警察”和“环保医生”双重身份，在监管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诊断”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潜在环保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帮助企业现场培训环保管理人员和设施操作人员。

陈凯告诉记者，引进环保监管公司后，不仅可以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一对一”的定向监管，而且将在线监控升级，填补监管盲区。与环保执法人员一般只盯企业排污口不同，环境监管公司技术人员每天在各家签约企业巡查，提取、化验水样，检查各项工艺流程操作是否规范。

浙江友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有一次污水超标排放，监管公司技术人员发现后，与企业人员一起分析原因，拿出了几套工艺改进方案，并提出增添环保设备的建议。友好化学公司立刻调整了生产线，引进了治污设备。

陈凯称，监管公司进驻以来，南湖区的环保监管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辖区内水质明显好转，监测达标率由2008年初的73%，提高到目前的97%以上，污水管网的水质明显好转。

14、全球气候变化背后上演穷国富国政治博弈

来源：时代周报 2009年09月30日　章文

http://news.sina.com.cn/w/sd/2009-09-30/103318759175.shtml

低碳经济似乎只是遥远的名词，但环境质量好与坏却与我们息息相关

　　博弈“气候政治”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挑战，气候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公共产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本应属于利益共同体，但事实上，年底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能否达成世界共识，缔结世界契约，实现世界行动，仍存在种种障碍。气候问题本应是超越主权的话题，与之相关的必须是全球意义上的绿色经济、绿色意识、绿色政治。但它必须由一个个主权国家做出妥协甚至牺牲，因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个体利益，有着不同的诉求。这当然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更是一个呈现政治大国气度与远见的最佳窗口。

　　2009年9月22日，纽约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当听到胡锦涛主席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将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时，欧美国家领导人因中国传递出来的这一积极信号松了一口气。

　　但是多数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们仍一致认为，在距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相关国家之间围绕气候变化的讨论、博弈将会更加具体和激烈。

　　穷国和富国的博弈

　　说到“气候外交”，不能不提到一份著名的文件—《京都议定书》。这份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的联合国协议，将地球变暖问题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之后各国的外交领域都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

　　外交部原条约法规司副司长王宗来参与了当年在京都的气候谈判过程。他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当年的大会议程本无计划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指标，但发达国家不顾事先达成的共识(仅给发达国家设定减排指标)，执意在大会上讨论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

　　对于这一突然变动，不少发展中国家十分气愤。据王宗来回忆，在谈判期间举行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协调会上，巴西的一位代表在谈到发达国家的“野蛮行径”时越说越气，大声叫嚷：“这时候找我们来减排(没门)，过150年再说吧！”

　　这样的气话并非没有缘由。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就一直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而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上升仅仅是近年来的事情。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存在滞后效应，所以目前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排放的。

　　考虑到这一历史原因，《京都议定书》缔结之初就达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京都议定书》就是要给发达国家设定减排指标。而发达国家在这个时候把发展中国家拉进来共同减排，无疑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

　　对于发达国家的“突袭”，中国代表团早有准备，中国代表团刘振民副团长一到东京，就拜访了印度代表团副团长，经过协调，两国和77国集团在立场上达成了一致。

　　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当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一抛出来，发展中国家代表立即纷纷上台抢占“话筒权”，一个接一个发言，“几乎占据了所有的会议时间”。一位非洲代表在发言要结束时说到减排，用“No！No！No！”的浑厚声音结束了演讲，全场发展中国家代表掌声雷动。

　　不过，发达国家并不肯轻易让步，因为减排方案触及其到他们的经济利益，直接关系着领导人和执政党的政治资本。在多次气候谈判期间，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甚至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本土赶到会场，向会议施压，仅王宗来就相继会见了20多名美国议员。

　　由于谈判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东道国日本感觉很没有面子，跑来向中国代表团施压，说如果谈判失败，你们中国要承担责任。据王宗来回忆，一向温文尔雅的副团长刘振民，听到这话猛地站起身来，指着日本代表说：“凭什么让我们承担责任，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可能！”

　　《京都议定书》最终规定，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要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例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阶段并不承担减排义务；而美国、欧盟则需要承担很大的减排量。

　　发达国家间的外交角力

　　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严重分歧，发达国家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

　　欧盟是“气候外交”的首倡者，环境政策目前已成为欧盟彰显“统一外交”的重要手段，欧盟希望以“气候牌”来彰显自身的“特色外交”，并在未来的世界政治外交事务中取得领导地位。其次，欧盟的企业在开发低碳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具有优势，若世界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全球价值数百万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基础设施都要进行更新，可以为欧盟企业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

　　另外，在欧盟与美国的种种较量中，环保和气候问题与其他政治问题相比，敏感性较低，较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因此，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领域承担减排责任的标兵。

　　要实现对世界的环境承诺，美国要比欧洲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这无疑会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因此，美国一直是气候变化谈判中一个重要的阻力。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在2007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主席国德国在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建议，遭到了美国的“根本性反对”。峰会前夕，美国总统布什出人意料地抛出美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不过，在布什的新计划中，关于新的排放标准，只字未提。

　　分析人士认为，布什政府当时抛出这一计划主要有三个目的：其一，表明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美国是“带头人”，华盛顿不容许欧洲人主导这一议题；其二，避免美国在八国集团峰会上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选择先发制人；其三，布什将于2009年初离任，提出新的计划可以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拖到2008年底，然后再把“皮球”踢给继任者。

　　果真一直到布什卸任，美国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毫无进展，但显然情况现在出现了变化。奥巴马在今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美国要占据未来新能源的领导地位。“以前欧盟总是拿这个问题敲打美国，奥巴马上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袁鹏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袁鹏介绍，美国态度转变主要有三大原因：首先是执政党的政治主张不同，民主党比较重视气候问题和新能源战略，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副总统戈尔亲自挂帅新能源战略，但被后来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全部推翻；其次奥巴马本人对清洁能源情有独钟，并希望它能成为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是国际大环境所迫。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也公开表示：“美国毫无争议地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大学研究力量、国家实验室和私营企业研究机构。一旦我们让这些革新的机器运转起来，我们将是不可战胜的。”

　　目前，今年6月已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正等待参议院的投票。

　　中国应顺势而为

　　“此次胡主席当着100多个外国领导人的面，首次在联合国阐述‘中国气候观’，标志着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中国由被动转向主动了。”袁鹏如此评价。

　　其实在两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行动了。2007年6月，刚升格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组长由发改委主任马凯换成了总理温家宝，9月，中国外交部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亲自出任组长，副部长武大伟及时任部长助理崔天凯出任副组长，原驻坦桑尼亚大使于庆泰担任谈判特别代表负责组织、参与有关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新组建的领导小组规格之高，足以显示中国政府对气候问题的重视程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和他的哥哥外交部长杨洁篪，如同英国外交部长戴维·米利班德与其弟弟、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长埃德·米利班德，都是“气候外交”领域的“兄弟连”。

　　杨洁勉对时代周报说，“首先，应对气候变化不能损害中国的发展权。发达国家率先发展所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不能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借口。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保证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并为国家跨越必经的发展阶段争取宝贵时间，尽可能延长中国的发展机遇期。”

　　杨洁勉进一步说，“其次，‘巴厘岛路线图’也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适当减排温室气体行动。我国作为世界第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在多边外交关系中积极应对相关的国际要求。同时，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积极参与资金和技术方案的设计和行动，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做到妥善应对，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巴厘岛路线图”是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关于减排温室气体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国在这个决议中承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担当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应责任。

　　“履行各自责任是核心；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确保资金技术是关键”，这是胡锦涛主席在联大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提出的四点意见。

　　针对第四点，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认为，目前发达国家普遍以一种居高临下、施舍的心态来看待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而实际上按照人均累计碳排放量计算，发达国家已用完了它们的排放限额，它们的继续发展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用自己的排放限额补贴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国家需要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形式为此进行偿付，这是“公平交易而非施舍”。

　　今年7月，法国外长顾问、新闻发言人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坦承要尊重中国继续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权利，“必须要找到一个渠道，让中国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参与到应对气候变暖这个全球挑战中来”。

　　计划在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到来，根据预先安排，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应该达成一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协定，以取代将于2012年到期的协定—《京都议定书》。

“这个大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但是这需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作出进一步的妥协。”袁鹏最后说。

15、马尔代夫将要消失？ 谁来帮天堂岛国一把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9月29日　张业亮

http://env.people.com.cn/GB/10138128.html

　　蓝天、阳光、海洋、沙滩……马尔代夫有着“人间天堂”的美誉。然而，由于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个天堂岛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近日，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宣布，他将缺席定于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减少本国财政开支。另外，马尔代夫计划向所有游客征收每人每天3美元的环境税，为应对气候变化筹资。纳西德此前表示，政府计划节俭度日，省钱买地，以供将来一旦国土大面积受淹而转移民众之用。

　　马尔代夫平均海拔1.2米，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之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在2007年警告说，如果到2100年海平面上升18～59厘米，将足以让马尔代夫遭遇灭顶之灾。

　　这让我们想到，一些小岛屿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很多小岛屿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先天能力不足。并非只有马尔代夫，太平洋上的瑙鲁、汤加、基里巴斯等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将被迫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最脆弱的往往是那些对气候变化责任小、先天能力不足的小岛屿国家。他们的国民极易成为气候变化的首批“生态难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因此，帮助小岛屿国家提高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能力，向他们提供援助就应该成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内容之一。

　　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有维护本国可持续发展的意愿。作为联合国各成员国共同参加的气候变化会议，对于小岛屿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弱势地位应更加重视，以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际谈判并没有给那些小岛屿国家多少发言权。

　　发达国家代表团的规模通常很大，并且通晓国际谈判的游戏规则。小岛屿国家的代表团通常只有几个人，且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很少。比如在波兰波兹南气候大会上，美国代表团的人数超过80人，而基里巴斯只有3名代表。国际谈判通常分成许多小组，研讨解决困难问题，来自小岛屿国家的代表必须在各个小组之间奔忙。在谈判能力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小岛屿国家即使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也难以从中为自己谋得利益。因此，小岛屿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乏力。

　　这里要指出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了“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要求和特殊情况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谈要充分考虑小岛屿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不要让他们承担不正常的责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小岛屿国家不仅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弱，而且很多国家还担负着发展本国经济、摆脱贫困的任务。而当前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长期累积排放造成的，由广大小岛屿国家承担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有失公平。

著名的斯特恩报告认为，全球合作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目前，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日子已经临近，全球合作面临着一个机遇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应该付出努力。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责任不同。或许，发达国家要承担历史责任，其中必有的表现就是提供财力和技术支持，帮助小岛屿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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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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