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说，当前，工程建设领域仍然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环境保护问题：“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规划未依法进行环评即通过审批、环保资金使用不规范的现象仍然存在，个别地方将“保增长”片面理解为“保投资”，导致环保政策放松，监管措施软化。对此，一定要科学分析、准确判断，采取果断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宁可现在做恶人，也绝不能将来做历史的罪人。”

吴晓青说，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的顺利实施，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吴晓青强调，要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特别是扩大内需项目为重点，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从强化环保工作角度出发，对２００８年以来规模以上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要通过专项治理，着力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环境保护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3、我国抓紧制定重金属污染整治方案

来源：新华网2009年10月0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0/05/content_12182790.htm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３日电（记者顾瑞珍）记者从国家环境保护部获悉，环保部目前正联合其他部门，抓紧制定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将对重金属污染防治执行大检查，编制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并将落实防治专项资金，加强危害和卫生防护科普宣传。

"要把重金属污染防治摆在更加紧迫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力防控和应对重金属污染，切实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说。环境保护部正在会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抓紧制定《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方案》将对重金属污染防治执法大检查活动，编制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落实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加强重金属危害及卫生防护科普宣传等作出具体部署。

此外，环境保护部还将开展重点区域、流域的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摸清底数，弄清不同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损害的具体情况，启动有关条例、法规和标准的制定工作，尝试建立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构筑环境健康损害的预防、预警、应急体系，不断提高防范重大环境与健康风险水平；加强环境与健康研究工作，为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提供有效科技支撑；加强科普教育，让公众认识到环境污染的危害，同时环境污染又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4、中国"聚宝盆"水资源开发将设置"红线"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0月0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0/05/content_12182789.htm

新华网西宁１０月３日电（记者何伟）记者从青海省水利厅获悉，素有中国"聚宝盆"之称的青海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开发将设置"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内陆盆地，总面积２５万多平方公里，盆地内矿产资源丰富，素有"聚宝盆"之称。但该地区持续干旱由来已久，近年来，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显，"水荒"成为资源开发的制约瓶颈。

据青海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省水利部门将通过基础资料的收集、水资源评价、初始水权分配方案编制，明确巴音河和格尔木河流域的初始水权，确定水资源宏观控制指标和微观定额管理指标，明确各用水单位的水资源使用指标。

据介绍，青海省有关部门将在柴达木盆地进一步推动初始水权分配工作，预计到２０１０年５月底，完成巴音河流域、格尔木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的编制。

5、新疆建立首个群众性环保组织"守护"博斯腾湖生态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0月0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0/05/content_12182793.htm

新华网乌鲁木齐１０月４日电（记者赵春晖）为遏止国内最大的内陆淡水湖继续变"咸"，新疆博斯腾湖生态监护队近日正式成立，这意味着这个一度面临严重污染的湖泊将得到更有效的生态监护。

据了解，博斯腾湖生态监护队是新疆首个群众性环保组织，目前有３０００多名成员，主要由当地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和环保志愿者组成。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监控影响博斯腾湖生态环境的各项指标，落实当地为保护博斯腾湖生态环境制定的各项保护性法规和政策。

博斯腾湖位于新疆焉耆盆地，是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现有水域面积９７２平方公里，湖周湿地遍布，是我国四大芦苇产地之一和新疆两大重要渔业基地之一。在过去４０多年间，由于注入湖区的水量不断减少，湿地大量消亡，加上周边工农业污染导致湖水矿化度不断加剧，博斯腾湖已由淡水湖逐渐演变成微咸湖。

针对劣变之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多方筹措资金，对博斯腾湖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仅去年以来，就投资８４６５万元，完成了博斯腾湖北部４座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解决博斯腾湖流域城市生活污水出路。同时严格实施企业排污申报登记制度，及时"叫停"了湖周主要污染企业的多种排污行为，并对当地所有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此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还成立博斯腾湖科学研究所，开展一系列关于博斯腾湖水污染现状的调查研究，同时颁布了《博斯腾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条例》，制定了《博斯腾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博斯腾湖流域机动船只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的实施方案》等多部地方法规。

6、中国资源大区内蒙古努力追求不带污染的GDP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0月0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0/05/content_12182800.htm

新华网呼和浩特１０月４日电（记者张云龙）作为中国资源富集区和重要的能源基地，内蒙古自治区力争做到"美丽与发展双赢"。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亚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内蒙古坚决不要带污染的ＧＤＰ，追求环保和绿色的ＧＤＰ。

近年来，内蒙古发展速度很快。ＧＤＰ增速连续七年保持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ＧＤＰ增长又达到１６．２％，位居全国首位。目前内蒙古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原煤产量、发电量居全国第二位和第四位，外送电量居全国第一；钢材、建材和化工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任亚平说，内蒙古自治区面积达１１８．３万平方公里，用于开发建设的国土面积很小，大量的土地可以用于生态保护。内蒙古是资源富集地区，如何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成为内蒙古发展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

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内蒙古逐渐摸索出一条产业多元、产业延伸、产业升级的路子。任亚平说："以前投资者来内蒙古，采矿挖大坑，冶炼排废气，原材料带走了，却留下一大堆的污染。这样的事情再也不允许发生。"现在，内蒙古无论开发煤还是发展电，均要求就地转化一半，大大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了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同时，内蒙古大力提高矿产开采效率，并要求开采之后恢复本来地貌。

任亚平说，由于产业和产品结构的特殊性，内蒙古节能减排的任务非常重，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政府自加压力，把减排的指标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又提高一部分。"近年来，内蒙古政府和各盟市签订责任状的东西不多，但在环保方面，自治区主席和各盟市领导签订了很多内容。"

"内蒙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美丽与发展的双赢。把点上开发和面上保护结合起来，用１％的国土面积开发来保护９９％的国土。"任亚平说。

7、长沙环保局启动应急预案应对湘江枯水期

来源：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 2009年10月09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10-09/131018795275.shtml

　　本报10月8日讯针对水体自净能力急剧下降等现状，长沙市环保局正式启动《湘江枯水期水质及饮水安全应急工作方案》。

　　对湘江长沙段继续实行每日加密监测，密切关注水环境状况；对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上游的2家涉重金属企业实行停产禁排；对5712工厂等11家涉及水污染物排放的企业进行限产限排；对市内所有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医院等单位进行重点监管；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以上企业实行一日一查。

　　据了解，枯水期间，长沙环境监测部门对湘江控制断面和饮用水源地实施了加密监测，监测项目包括PH值、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汞、铝、挥发酚、石油类、砷、镉等污染指标。“从前五次监测的结果来看，目前湘江长沙段各监测指标均达标，饮用水质安全。”长沙市环保局局长黎建说。

　　广大市民如发现企业有违法排污行为，可随时拨打24小时投诉电话：0731-84119262。”

　　■记者杨艳实习生张昕

　　13家停产禁排、限产限排企业

　　2家停产禁排企业

　　1 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2 湖南三环颜料有限公司

　　11家限产限排企业

　　1 5712工厂

　　2 长沙毛巾集团

　　3 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4 长沙振升铝材有限公司(芙蓉区)

　　5 湖南湘岳化工厂

　　6 长沙矿冶研究院

　　7 湖南经阁铝材有限公司(岳麓区)

　　8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陡岭分厂

　　9 长沙酒厂白沙液分厂

　　10 长沙燕京啤酒厂(芙蓉区)

　　11 长沙福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原长沙肉联厂)

　　几十被堵货船终于驶过泥鳅滩

　　湘江长沙段堵塞缓解 吃水1.2米以上货船禁入

　　朱玉文

　　本报10月8日讯 “现在，湘江长沙坪塘泥鳅滩堵塞基本被疏通，航道可以顺利通行，堵塞已经得到缓解。”10月8日下午4点30分，湖南航务工程公司总经理陆培丰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记者。10月7日，受湘江长沙段水位降低的影响，几十艘货船在湘江长沙坪塘泥鳅滩处堵塞，使得航道无法通行。

　　湖南航务工程公司总经理陆培丰分析：长沙坪塘泥鳅滩堵塞状况8日下午就基本被疏通，最主要的原因是，从7日中午12时起，东江水库开始给湘江中下游补水；另一方面，湖南航务工程公司当日也特地从湘潭杨梅洲上段把在那里施工的船只调到坪塘段泥鳅滩进行疏浚，使在泥鳅滩疏通航道的工程船达到近10艘。

　　8日下午，海事部门再次提醒，吃水深在1.2米以上的货船请不要驶入湘江长沙以上航段，以免造成航道堵塞或船只搁浅。

　　■记者朱玉文

　　相关新闻

　　湘江长沙至湘潭段

　　下周一起开始禁航

　　10月7日，省海事局发出了航行通告：自10月12日12时起，湘江长沙市银盆岭大桥至湘潭市三大桥河段实施禁航，禁止一切运输船舶在此水域航行，直至湘江取供水危机全面解除。

　　■记者朱玉文

　　湘江水位为什么刷新历史最低记录 降水偏少、洞庭湖水位下降是主因

　　记者胡信锋实习生余苏霓

　　本报10月8日讯受降水偏少和洞庭湖水位下降的影响，湘江中下游河段水位快速下降。截至今天上午8时，湘江长沙段水位达到25.14米，较昨日同时刻上升了0.08米，但仍低于历史最低水位0.01米。

　　自9月8日以来，湘江长沙段水位一直低于29米。进入10月份，湘江长沙段的水位继续延续9月中下旬以来的下降趋势，到昨日跌破25.06米水位，再次刷新历史最低记录，而湘江湘潭段的水位也一度跌破历史最低水位26.81米。

　　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湘江干流中下游水位急剧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今年以来，我省累计降雨1013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15%，尤其是8月份以来降雨仅79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41%；与此同时，湘江流域9月份以来降雨仅17毫米，较常年偏少八成，造成四水入湖水量明显减少，湘江干流一度出现低于500立方米/秒的流量。

　　其二是受三峡水库蓄水影响，湖区水库下降很快。三峡水库自9月15日开始175米实验性蓄水，宜昌流量由原来的17500立方米/秒减少至8260立方米/秒。长江来水减少导致洞庭湖区水位下降，城陵矶水位由26.61米下降至 22.54米。

　　此外，受降水量偏少的影响，湘江上游各水库均蓄水不足，水库补水潜力不大等因素也是导致湘江中下游河段枯水期发生时间较往年来得早、后期枯水影响时间长，形势更加严峻的原因。

8、三峡工程蓄水量突破100亿立方米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0月09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10-09/034018791545.shtml

　　据新华社宜昌10月8日电 (记者熊金超)正在进行175米试验性蓄水的三峡工程蓄水水量突破100亿立方米，目前蓄水进展顺利，水库下泄流量仍然保持在8000立方米／秒以上，对长江中下游航运及供水影响不大。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三峡枢纽梯级调度中心介绍，截至8日10时，三峡水库坝前水位已上涨至162.42米，比9月15日起蓄时的145.87米上涨了16.55米，三峡水库新增库容达到103亿立方米左右。

经国务院批准，三峡工程今年将首次蓄水至175米的最高水位，三峡水库库容也将首次达到393亿立方米。

9、中国丹顶鹤保护者：丹顶鹤仍属极度濒危物种

来源：新华网2009年10月0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0/05/content_12182807.htm

新华网齐齐哈尔１０月４日电（记者刘景洋）中国丹顶鹤保护者在世界动物日这天对新华社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尽管经过多年保护，但丹顶鹤的数量回升缓慢，在世界范围内仍处濒危甚至极度濒危状态。

发表这个观点的是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长友。扎龙自然保护区始建于１９７９年，

１９８７年晋升为国家级，１９９２年成为中国首批国际重要湿地。目前，这里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丹顶鹤保护区，地球上约五分之一的野生丹顶鹤在此繁育。

"对动物最好的保护，就是不干扰它们的自由生活。"李长友说，"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地球上许多地区的水文格局发生了变化，湿地萎缩，水鸟栖息地面积减少。人们在鸟岛上建村庄，侵占了野生动物的家园。"

李长友介绍，"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丹顶鹤的数量是２０００多只。其中包括一年四季都生活在日本北海道的１０００多只，他们只是在岛内进行繁殖越冬，冬季需要人工给食生存。

"其余的被称为大陆种群，具备候鸟的特性。它们的主要繁殖地是中国黑龙江扎龙，在俄罗斯、蒙古等地也有零星分布。主要越冬地在中国江苏盐城，在朝鲜半岛也发现有越冬的丹顶鹤。"

丹顶鹤保护者表示，保护这种候鸟的任务相当艰巨。中国政府多年来尝试在这些水鸟迁徙路线上的停歇地逐个建立自然保护区，从而形成保护这个物种的网络，现已初步成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中心研究员崔丽娟介绍，这个网络北起黑龙江扎龙、南至江苏盐城，途径吉林向海、辽河入海口，黄河入海口，洪泽湖等地，由一系列自然保护区构成。

"鸟类在迁徙途中需要补充食物、恢复体力，任何一个落脚点都不能出现问题。这样才能确保丹顶鹤从繁殖到越冬受到全程保护。"她说。

李长友说："经过３０年的保护，我们只能说保住了丹顶鹤这个物种，但数量回升十分缓慢。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仍处濒危甚至极度濒危状态。我们呼吁人们不仅要停止破坏湿地和破坏水文格局的行为，同时停止捕捞湿地中的野生鱼类，给水鸟留下足够的食物。"

10、探访华南虎“新家” “归山”之路有多远

来源：新华网2009年10月09日　李惊亚

http://env.people.com.cn/GB/10158167.html

　　华南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濒危程度和珍稀程度，甚至超过了被称为“国宝”的大熊猫。

　　９月１８日，４只拥有“贵州血统”的２．５至３岁小华南虎入住贵阳市森林野生动物园。动物园方面希望，在人工圈养的基础上，能够逐步扩大华南虎种群，到一定程度后进行野化训练，最终将其放归山林。

　　４只贵州血统小华南虎返回“故里”

　　“嗷呜……”威风凛凛的虎啸之声骤然响起。

　　９月１８日中午１２时，经过三天两晚的长途跋涉之苦，４只从上海动物园引进的华南虎抵达贵阳，随即入住“新家”贵阳市森林野生动物园－－它们分别名为珍珍、敏敏、浩浩和妮妮。

　　“我们给每只小华南虎都修建了‘新家’，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虎舍。为防止它们互相打架，每间虎舍用铁栏和铁门隔开。”随队兽医代诗波说。

　　记者看到，第一只从钢笼放进虎舍的是雌虎珍珍。虽不满３岁，但身高７０公分、身长１．５米的珍珍步伐稳健，颇有王者风范。一声雄浑的虎啸之后，珍珍从钢笼里一跃而出，虎虎生风地窜进虎舍。

　　４只华南虎中，惟一的雄虎是浩浩。和其它三个同伴不同，浩浩任凭管理员千呼万唤，就是怯头怯脑地缩在铁笼中不愿出来。过了半天，才慢慢悠悠、老大不情愿地“蹭”进了虎舍。

　　“珍珍的脾气比较火爆，敏敏和妮妮的适应性比珍珍好，比较安静。从上海出发前，我们给它们打了麻药，之后浩浩有一些药物过敏反应，途中还出现过呕吐现象，加上旅途劳顿，所以身体比较虚弱。不过这些都不是大碍，过几天就可以恢复了。”代诗波解释道。

　　２００５年，贵阳市黔灵公园动物园仅存的华南虎灵灵病逝后，贵阳已多年未见“虎踪”。

　　据动物园副总经理刘金平介绍，４只华南虎极有可能是上世纪６０年代由贵阳送往上海进行人工圈养的一对贵州野生华南虎的后裔。目前，它们的年龄在２．５至３岁之间，均为尚未性成熟的亚成体。

　　“贵州和上海的温度差别比较大，贵州很凉爽，而上海比较干燥。据我观察，小老虎们对气候很适应，我仿佛都听见它们在说‘回家真好’！”代诗波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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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态书记――贵阳市委书记李军

来源:南方周末2009-09-30　曹勇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568

你们为了保护生态，掉几个GDP，我不会罚,但为了几个GDP，把我的几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罚！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只有一顶，是稀缺资源，“戴”上这顶“帽子”后让老百姓喝不上放心的水，这种罪过比贪污几千万不知要大多少倍。

我要给你泼点冷水

2007年7月16日，清镇市委。

市委书记杨明晋向顶头上司、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一行人介绍该市的“宏图”，他们要围绕辖区内的两个湖泊打造一个“城连水，水连湖”的美妙新城。

“我们专门请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还有著名的专家……”他高高地挥舞着手臂，一句快过一句，在座的人明显感到他很得意。若照此实施，别的不说，吸引的投资何止百亿？这要创造多少GDP？

李军静静注视着对面这个侃侃而谈的下属，心潮起伏。

一个多月前，他被任命为贵阳市委书记。初当大任，他就开始“常常睡不着觉”，他将如何带领这个地理位置独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数贵阳”的“森林之城”向前发展呢？是沿袭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短期的发展，还是着眼长远、另辟蹊径？

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李军在中南海工作18年，养成了从宏观看问题的习惯。2003年，41岁的他被“空降”到贵州省任省长助理，之后又担任了4年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这些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实践给了他不同常人的积累。

“我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贵阳人了，”他告诉记者，来到贵阳之后，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城市，在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他常常和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一同到各地去推介贵州（包括贵阳），“卖风景，卖气候”，从那时起，他就感到，和国内许多兄弟省市相比，贵州、贵阳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当上市委书记后，李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地图琢磨贵阳以及周边的城市，他坚信，只有在生态优势上面做文章，才是明智的选择。

也就在这时，滇池、太湖和巢湖再次大规模爆发蓝藻，引起各界躁动；而一个月后，7月15日，长春市的新立城水库爆发蓝藻，全市全面停止供水，长春市民高度恐慌。这使李军惕然心惊。第二天，他就来到“两湖一库”巡查。

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不仅风景优美、林木葱郁，还承担着贵阳市中心城区70%以上的居民用水和清镇市所有居民用水的供给任务，被贵阳市民称为“三口水缸”。近年来“两湖一库”水质急剧恶化，连国务院都知道了，7月6日，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随即作出批示并当面指示李军：“请深刻理解温家宝总理的精神，这是关系到数百万群众的民生问题，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及早治理，及早安生。”

乱搭乱建，污水横流，直接排进湖里……“我看到水都是黑色的，农民说牛喝了这水都拉肚子，甚至死掉。”李军说，场面令他“揪心”，他竟然在红枫湖也看到了蓝藻！随行的环境监测人员告诉他，“两湖一库”的水质已降到了四类、五类，有些地方已经成了劣五类。

“我要给你泼点冷水。”听完杨明晋的报告，李军毫不客气地说，环境专家警告，就算“两湖一库”周围不建新城，照此下去都有变成滇池、太湖的可能，这新城一建那还得了？

杨明晋愕然。

李军问：你算过账没有，究竟是钱大还是命大？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这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李氏三问”的第一问。

接着他又说出了第二问——你想过没有，究竟是治理划算还是污染划算？

英国的泰晤士河，投入了300亿英镑和100年时间，日本的琵琶湖投入了180亿美元和35年的时间；在我国，滇池周边企业20年时间里创造了几十亿的产值，但是治理已经花了50亿元，至今难以解决，预计今后将花费至少490亿元和更长的时间；淮河流域小纸厂创造了不到500亿元的产值，但要把淮河水治理到较低标准的五类水，至少需要3000亿元和100年时间。

“一缸水脏了，还可以换掉，而“两湖一库”这三缸水弄脏了，可就不是换掉那么简单了。”李军说，他希望大家像保护自家的水缸一样保护两湖一库。

李军发布了两个命令：“两湖一库”必须整治，清镇的城市规划必须调整，已经上马和即将上马的项目，该舍弃的必须坚决舍弃。“两湖一库”的重点保护区域要划定红线，建立不准开发的生态功能区。

他对各区县的一把手说，如果你们为了保护生态，掉几个GDP，我不会罚你；但你为了几个GDP，把我的几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罚！

究竟是谁的事情

“李氏三问”的第三问：究竟是自己的责任还是他人的责任？

2007年7月16日那天的巡查让李军还看到了一个问题：“两湖一库”之所以污染到这个地步，与官员们缺乏责任感有关。

在红枫湖，李军问红枫湖管理处处长，在治理红枫湖污染上有什么作为、能够办点什么事？

处长想了半天说，污染是别人造成的，自己做不了什么。李军就问，你就只是收门票啊？

处长说，是啊，一年收四百多万门票呢。李军感叹：“收门票还用得着一个正县级单位吗？你哪怕想办法清理一下水面和湖边的垃圾也好啊。”

在否定了清镇市委的城市发展规划方案后，李军接着问官员们，不是你们的事情，究竟是谁的事情？

指责起了作用。环保局立即组织了巡查队到“两湖一库”巡查，发现不符合污水处理的“农家乐”等经营场所，就立即关闭。有一个项目，其他部门都批了，但环保就是不让它过。李军很高兴，给环保部门的上报材料作出批示：及时巡查好，严厉查处好。

他不失时机地告诫官员们，要弄明白铁面无私履行职责和乌纱帽是什么关系。

一个月后，贵州省人大组织巡视组检查“两湖一库”的治理情况。李军看了巡查组的报告后“觉得不过瘾”，提出：希望你们的报告写得严厉、尖锐一点，提出一条条能够见实效的硬措施，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客气”，而是能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利器”。

李军向巡查组表达决心：在“两湖一库”问题上，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今年两湖局部已现蓝藻，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如果蓝藻大面积爆发，甚至引起全城恐慌，那我将罪责难逃！”他说，贵阳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只有一顶，是稀缺资源、垄断资源，“戴”上这顶“帽子”后让老百姓喝不上干净放心的水，这种罪过比贪污受贿几千万不知要大多少倍。

环境保护法庭

2007年11月20日，李军上任5个多月后，一个新事物——环境保护法庭诞生了。

环境保护为什么那么难？李军认为，关键是人们习惯了使用行政手段，一个应该用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偏使用行政手段来解决。

而依法治污是国外的成功经验，千湖之国芬兰有18万个湖泊，政府通过立法并严格依法治理污染，对严重污染水源和空气的企业课以巨额罚款甚至关闭。南非、科威特等国都设有环境法庭，对环境违法者实施严厉制裁。

环境保护法庭成立的第一个案子是个公益诉讼案件，比环境保护法庭晚10天成立的“两湖一库”管理局(下称管理局)起诉天峰化工集团。管理局的成立，是出于加强行政手段的考虑，原先“两湖一库”各有一个管理处，分属水利、旅游等不同的部门，李军将他们合并成一个直属贵阳市政府管辖的局，抽调清镇市主管经济的常务副市长丁雄军博士担任局长。管理局的任务就是“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两湖一库”，是和法庭配套的行政机构。与管理局同一天成立的，还有两湖一库基金会，这是李军治理“两湖一库”的第三个“法宝”。

天峰集团是个老牌的污染大户，丁雄军清楚地记得，管理局起诉它的时间，是在他上任后的第七天，“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案件。”他说，天峰集团不属于清镇管，也不属于贵阳管，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传统的方式有两个：一、贵阳市政府向当地政府发函，要求督促解决，而当地政府可理可不理；二、贵阳市政府向贵州省政府提出请求。省政府站在全省的角度，会指派一个分管的副省长处理，面临一个几千人要吃饭的困难企业，他一定会首先考虑稳定因素，至于治理，等以后有钱再说，最后也就一定解决不了。“我不能按照这个逻辑来呀！”丁雄军说，他冒着刚上任就被免职的风险，决定不走行政程序而走司法程序，将它告上法庭；同时把事情搞大，请来中央级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

案件按简易程序审理，很快做出判决。不久，贵州省政府下令关闭天峰化工集团公司。

此后，环境保护法庭从“两湖一库保卫战”打到“森林保卫战”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例环保组织针对国家机关形成的公益诉讼，第一个由检察机关作原告的民事案件……到今年9月20日止，环境保护法庭共受理案件176件，93%结案。

从GDP到幸福指标

2007年底，贵阳市委作出了要把贵阳建设成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

往贵阳的东西南北看去，重庆、成都、西安、昆明、南宁、长沙，甚至株洲、湘潭等城市，都各自发展得热火朝天，尤其是身边的重庆、成都、昆明、南宁等城市，由于有比贵阳更值得国家和外界关注的因素，一直使贵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冷静。”李军说。

检点过去，贵阳一直采用的是赶超战略，致力于赶超发达城市，使贵阳在西部省会城市中排位前移。然而十多年过去，结果却是有的方面差距越拉越大。

李军和市长袁周多次商讨，觉得现在仍然走老路，和人家比GDP非明智之举，贵阳应该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战略的路子。

跟别的省会比，贵阳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优势：空气清新，气候凉爽，森林覆盖率39%以上，紫外线是全国乃至世界最少的地区之一。“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本钱，也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别的城市用多少GDP都买不回来的。”李军说，相对于发达城市，贵阳开发力度弱、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加之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低，既有比较优势又有后发优势，十分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他理解的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既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展路径的拓展和匡正。

在提出新战略的同时，贵阳市委市政府决定不再采取过去的围绕GDP评价考核机制，而改为引入公众评价机制，围绕“幸福满意度”，试行以工作实绩和公众评价为依据的绩效考核制度。“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要体现生态文明的GDP，要包含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的GDP。”李军说。

12、环保NGO的中国生命史

来源：南方周末 2009-10-09

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09-10/09/content_5949260.htm

　　■只是十余年，中国的环保NGO却可堪沧海桑田。

　　■从“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到“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观鸟、种树、拣垃圾”到盯紧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

　　■从“只有一个志愿者，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到数量已经突破3500家，精确数字无法统计

　　■从“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到醒目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话语权

　　■从偶尔“基于私交，联系到高层资源”到“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1990年代初期，一位老者经常蹬着自行车来到北京三义庙，叫上一名叫杨东平的年轻人，去不远处的紫竹苑公园，谈话。

　　这位老者，便是名门之后梁从诫。而杨东平，后来的著名教育学者，得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这本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那时候只有一个志愿者，就是梁先生的夫人，后来变成十个人，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

　　谁都不曾想到：最早诞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后来的十数年中，成为一支无法忽略的绿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环保NGO已经突破3500家。因为有的机构还未注册，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草根组织加入其中，精准的数字变得难以统计。

　　又一个白求恩

　　“观鸟、种树、拣垃圾”

　　事实上，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境NGO，是辽宁盘锦的黑嘴鸥保护协会。它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发起人刘德天，是《盘锦日报》记者。

　　作为一块国际重要湿地，那时的盘锦常有国际生态学者前往调研。记者出身的刘德天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诞生，归因于两个外国人的影响。

　　一位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黑嘴鸥专家英国人梅伟义，他让刘德天第一次听到了“濒危”与“生态”的词汇，“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会给生态网带来损失”。

　　另一位外国人——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奇博，则让刘德天“想起当年的白求恩”。“又有一位加拿大人，为了世界的、中国的鸟类保护来到中国，这些行为都是跨越国界的。”当年还带有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话，却是两种思维撞击的真实逻辑。

　　三年后的北京，梁从诫、杨东平等知识分子选择了环境领域，作为提升公共参与的契机和空间。最初的思路，竟也全然来自于他们的西方视野，就连“自然之友”这个名字，都是从香港“地球之友”借来的灵感。

　　注册问题屡屡碰壁，当时的环保总局最终没有担当挂靠单位，至今，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

　　紧随其后，1990年代中期，地球村、绿家园宣告诞生。

　　当时，半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基金会，恰恰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机构。民间力量借由这个空缺，登上舞台。

　　初期的民间环保行动，后来被概括为“观鸟、种树、拣垃圾”——功能基本都是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启蒙。当时的自然之友连续数年进行媒体的环境意识调查，发现有关“环境”，报纸上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环境卫生”和“绿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处于“浅绿”状态。

　　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的重工业蓬勃起飞，环境问题也早非种花种草、讲究卫生般简单，当今天的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具有了“深绿”的环境意识，推动政府和公众由“浅绿”走向“中绿”的时候，很难说，不是中国环境问题深度化的倒逼使然。

　　一切自舆论始

　　“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变化，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1998年的大洪水、随后北京的特大沙尘暴，一系列灾害性事件，一个个癌症村，唤起了公众的警觉——环境正在急剧恶化。用汪永晨的话来说，“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1995年、1996年，梁从诫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首钢搬迁。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人们理解作为纳税大户的首钢，却不察觉作为污染大户的首钢。

　　后来，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要求禁绝藏羚羊绒的贸易——因为欧洲是其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布莱尔次日复信表示支持。今天，成龙在电视屏幕上说“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人们习以为常；但在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举。

　　藏羚羊保护和野牦牛队的成立，拉开了环保议题公共化的闸门。从1995年起，到“野牦牛队”去当一个志愿者，成为民间一种被赋予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

　　无论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还是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都曾是记者，这体现出民间环保行动成长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借力媒体，一切自舆论始。

　　2000年，针对都江堰杨柳湖危害生态的水利工程，两个月之内出现180篇（组）新闻报道，工程后被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张学忠叫停。民间环保团体通过舆论对决策的影响，自此开始。

　　随后，2002年的关键词是“昆玉河”，2003年开始是“怒江”，2005年是“圆明园”、“环境影响评价”和“松花江”。

　　尤其是围绕怒江水电的争论，涉及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电力企业、专家、民间环保组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密集关注，最后以温家宝总理暂缓建设的批示而告一段落。

　　而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质疑，在公开参加国家环保总局听证会后，环保组织又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会，经由媒体放大声音后，终于在一个月后促成了整改工程，被看作“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典范”。比起几乎是闭门召开的昆玉河工程争议对话会，只不过事隔三年。

　　到了2005年，人们已经不得不用“风暴”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

　　环评风暴，更接近于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和NGO的一次默契互动。环保总局最终升格为环保部，环评一票否决得到确立，之后更延伸出流域限批、区域限批等杀手锏。而环境NGO也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一呼百应，相互联动。

　　现在已经很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不得不承认：比起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这十余年，环境NGO产生的现实影响是明显的。

　　中国特色影响力

　　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但很多时候，舆论影响并不能一锤定音。

　　自然之友初创伊始，生存多艰，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牟广丰看着着急。他与梁从诫、汪永晨、廖晓义等人是多年好友。

　　牟广丰正在起草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文件，他试图为好友们的努力正名，不确定地写下“这段时间，出现了‘自然之友’这样的社团，对于提高社会的环境公德、树立社会的环境意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所在社团组织，应大力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

　　梁从诫问：“这样写行吗？”牟说：“试试吧。”

　　幸运地，这句话最终没有被修改或删除，而是经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之口，出现在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环境会议上。随后出台的《关于保护环境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1号文件，是国内第一次以国务院决定的形式承认非政府组织的地位。

　　这是一个中国特色逻辑的典型写照。

　　在后来的环评风暴和江河呼告中，参与其间的环保NGO也是通过其会员，在全国人代会上递交了反对西南建坝的提案。在接到发改委强调水电工程重要意义的回复之后，一位高层官员直接致信温家宝，由此获得了第一份总理批示。

　　当事人后来坦承，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以一己之力，递交提案、直接上书领导人的方式，是影响决策的最主要渠道。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坦言：政府官员与NGO领袖的个人魅力和亲密关系，是双方顺利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这个平台才有了意义。”

　　专业，专业，再专业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

　　与精英NGO们动用个人资源、力图撬动高层缝隙的行动路线并行的是，草根环保组织顽强地自下生长，有如雨后春笋。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的印象中，2000年前后，民间环保团体专业性、地域性的特色越发明显，到2004、2005年，这样的组织猛地多起来了。

　　在温州，高中生方明和放弃高考，专门从事他在学校期间创办的绿眼睛环保团体，以19岁的年龄，成为环境领域最年轻的NGO掌门人；在成都，曾经是公务员的田军，创办了河流研究会，从水文的视角关注成都环境；淮河污染问题举国震惊，“淮河卫士”应运而生，直面污染，救助癌症村。

　　一时间，迅速扩大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推向细致、多样的环境问题，大量项目具体到了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甚至有大学生社团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濒危物种，比如大别山野生兰。

　　在越来越多的资助和支持力量下，以NGO为载体、以民间身份从事环境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可能性。企业家王石曾被一位SEE生态奖得主的话触动：专职从事环境NGO，“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19岁的方明和，正是基于一家跨国企业的环保奖金的支持，挺过了和小动物们挤在一起入眠的艰难岁月。

　　近十年内，在中国内陆最活跃的公益基金会之一——香港乐施会，资助各类环保项目的数额，高达人民币数千万。

　　不得不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亮相，运作具体项目数年之后，2005年开始颁发生态奖，开放资助更广泛的环保项目，奖金由50万元，升至100万元，又升至110万元。

　　而来自官方色彩基金的系统资助则显得更为艰难，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公益组织井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款资助民间NGO的救灾项目，北京“地球村”的彭州项目获得三百多万元的资助。

　　在过去的五年间，来自企业和国内机构的款项比重不断提高，早期较多依赖国外组织的情况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

　　还有更多的力量，综合拉动着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的专业化趋势。

　　在全球以对抗性姿态著称的绿色和平，自2002年进入中国后，继续延续其果敢激进的色彩，资助上海消费者朱燕玲赴瑞士就转基因原料挑战雀巢公司，将检出有毒物质的惠普电子垃圾作为礼物送到惠普公司的庆祝活动现场。

　　而以稳妥、善于政府沟通为特点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中国30年，始终稳扎稳打，与林业系统保持良好的互动，其8个办公室的50余名生态专业人员，常年工作在保护区一线。

　　在杨东平眼中，他们的工作对本土NGO意味着重要的启示——“每个方向都有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拿出高度专业化的调查报告，与决策部门沟通”。这些带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政策室主任，成了阿拉善协会的秘书长；环境促进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现在服务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而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几年前是林业科学院的研究员。

　　今天，“乐水行”的志愿者们，定期沿着北京的水网步行探访、进行城市水文考察。

　　这个时候，距离最初的“观鸟、种树、拣垃圾”，已经过去了10年。“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锋，依然是记者。他手持专业望远镜，观鸟时已经能够辨识黑脸琵鹭和棕背伯劳——与十几年前相比，一切显得专业。

　　低估了开放度？

　　不再“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困窘依旧存在，组织登记和税收减免的阳光依然难以普照民间环保团体，资金困境是最主要的瓶颈。

　　尽管从2002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企业的合作深度不断拓展，但囿于体制所限，30年来，在中国开展项目花费的数亿人民币，还是全部来自总部。

　　绿色和平在香港募集的资金可以满足当地的项目开支，但扩展到中国内地后，财政的缺口就出现了，至今仍然是最大瓶颈。

　　而草根NGO则从没迎来真正的春天。方明和和他的同伴们，连续多年住在苍南县少年宫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无论冬夏，在一道隔墙后面用脸盆冲凉洗澡。

　　今天，除了资金的困境，大量环保NGO亟需能力建设，大机构和小机构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反差——部分大机构的官僚化倾向已经出现，资源利用效率受到质疑；而大量小机构的兴衰荣辱，还系于发起人一身。

　　带着这些现实的掣肘，2007年，因为厦门“PX”、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上海磁悬浮工程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群发，公共参与元年到来了。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

　　2009年9月，汪永晨回忆80年代在上海采访一位市领导时，对方曾私下说：“上海的水的情况要是告诉老百姓，他们得造反。”20多年后，《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宣布了这一知情权的确认。

　　作为一个直接对抗流域污染的草根NGO，淮河卫士的故事值得记取。

　　河南摄影师霍岱珊以淮河治污、环境受害者救助为职业，一度阻力重重，“一进村有人看着，有人盯梢，老百姓和我们一接触，就找老百姓谈话”。几年下来，“一些幻想没有了。比如幻想通过敬爱的领导去解决问题”。

　　2007年，霍岱珊入选“年度绿色人物”，得奖消息传来的20天前，他还被请到公安局，以避免与前来视察的环保部领导接触。他噙着眼泪说：直到获评“年度绿色人物”，淮河卫士才走出了身陷沼泽的感觉。

　　杨东平还记得，“以前，我们在6·5环境日那天一开会，就有人在门口转悠、‘关注’，我们一想，这日子离敏感日太近了……”这样的回忆，已成历史。

　　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项目总监施鹏翔回忆：“在我们刚进入中国内地时，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和平除非抛弃国外的工作手法，否则不太可能在中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放弃机构的DNA，坚持独立，坚持批判，坚持行动带来改变，并且很好地生存了下来。我觉得，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放度。”“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环保行动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一位职业环保人士说。

　　只是十余年，却真可堪沧海桑田。2009年4月的一次企业与环保组织互动的生态奖颁奖活动中，自然之友总干事感慨连连：“今天中国社会，能够让企业和民间组织聚在一起，用一种特别公开的方式来讨论很多重要的问题，我1994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时候，想都不敢想，那个时候民间组织做事，都觉得自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13、谁才是水电开发的真正阻力

来源：搜狐绿色　2009－9－29　冯永锋

http://fengyongfeng1108.blog.sohu.com/132895669.html

这几年，一批环保人士到处呼吁慎重开发怒江。据说惹恼了两彪人马，一彪当然是怒江流经地云南省，也就是地方武装；一彪是幻想一口气吃掉一条江的一些水电集团，也就是直属于中央的水电野战集团军。他们一心一意以为环保人士是水电开发的真正阻力，他们一心一意以为只要环保人士不多嘴，他们的大坝早已建成，所有的怒江之水都如愿以偿地变成电。因此，他们特别想发动一次总攻，把所有环保人士全都剿光锄尽。

以著名大坝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和著名科学家方舟子为代表的建坝派，采用频繁向领导上书的做法，极力想在一夜之间让中国所有江河都布满电站。而以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协会副秘书长张博庭（法号水博）为代表的挺坝派，则采用极端污蔑环保人士的方式，试图阻挡全社会对水电开发的质疑声和商榷声。以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为代表的一批民间环保人士，频繁地组织各种论坛、讲座，撰写各种文章，连续举办“江河十年行”这样的沿江调查，试图让更多的人看到水电开发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

自由地流淌于山野间的江河，从来不属于人类，拥有它们自己才理解的话语体系和交流方式，拥有它们自己才明白的欢欣和痛苦。它们养育着人类却从来不为此担忧，它们浇灌了文明却从不为此后悔，它们接受着人类各种愚蠢而懦弱的行为却从不报复。

倒是有一些人看不下去了，忍受不了了。看不下去、忍受不了的人，大体分为两种，一是直接利益相关者；二是那些试图让社会走向善治、发展方式走向友好的人们。

中国过去一向喜欢兴修“水利”，在中国人眼中，好像河流就是要为患人间，就是要发洪水伤人命的；而“驯服”这条河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兴修水库，就是加大利用的规模的开发的强度。这种做法在北方的河流还真的起到了致命的效果，黄河不再泛滥而改为断流，永定河不再泛滥而改为断流，都是因为这两条河的干流和支流修了太多的水库。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至少兴起过三次修建水库的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次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则是在本世纪的前十年。如果我们信手比较一下这三次的原因，会惊奇地发现，前两次，主要是政治驱动，为此，修了将近十万座毫无意义的水库。而第三次，完全是水电公司和地方政府在发动，因此，每一座水库都有一个经济任务：要把每一滴水、每一毫米落差，都吃光耗尽，变成电，变成钱。

前两次水库修建狂潮，“利益相关方”也是相当多的，但主体利益都不是为了发电，而是为了防洪、灌溉、航运、鱼类养殖、泥沙沉淀、旅游观光等其他功能。可是如今，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被水电开发集团所忽视和占有，他们认为，全世界所有的河流，都是为了发电而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水，都是为了发电而注入这条河中；所有生长在河边的土地，都可以被淹没在水面之下；所有生长在两岸的人民，都可以像驱逐一条蛔虫那样赶走。

这种只顾自家丰产，不让他人分羹的做法，这种只顾自家发达，不让他人活命的方式，必然引来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持续反击和抵抗。最看得见摸得着的当然是移民问题。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解决好水库移民问题，原因就是对本地人这种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照顾得不周。结果，移民过着痛苦的生活，政府部门也过着痛苦的生活——移民问题就像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让有关部门每天都隐隐作痛，艰难面对。怒江干流上的水电尚未真正开发，移民问题就已经突显，显然，这意味着假如开发真的进行，未来的水电利益既得方，将为解决移民问题付出极多的代价。这种事先不充分协商，不充分考虑当地人的利益，必然就会导致这些可以想像的结局。实际上，这种盲目前行的后果已经显现，怒江六库小沙坝村，移出来好几年了，可电站需要不需要建，本身已经成了疑问。金沙江上好几个大型电站，任何手续都没申办，就“三通一平”，就截流合龙，就安装好了涡轮机，结果，被环保部一纸文件叫停，一切前期投资就只能在那里生锈。

退九千九百九十九步讲，手续问题解决了，移民问题解决了——比如给了当地人足够的股份之类——水电开发就可以“自由行”了吗？非也，还有最重要的一批“利益相关方”没有发言呢。如果说移民利益问题仍旧只是局限于人的问题，人类为了自身的私利完全可以结盟，共同伤害自然环境。这种结盟不仅仅发生在水电开发集团与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甚至可以发生在像怒江这类国际河流的上下游之间，你可以修大坝，我也可以修大坝；你可以一库八级，我也可以一库八十级。但是，那些活在水里的鱼，那些潜在水底的沙，那些攀爬在两岸的草木和风光，甚至那些流在河床里的想保存原样的河水，它们的利益谁来关心？难道仅仅为了一点点的水电，所有的物种都可以消失，所有的地貌都可以改变，所有的土地都可以沉入水底，所有的河流都可以变成湖泊？

有时候我们低估了这些沉默者的发言能力，有时候我们忘记了自然界每一个生灵都有能力表达它们的“才华”，对它们不尊重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烦恼缠身。我们好像获得了一点点利益，但我们可能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来“享用”这微薄的收益。多少条河流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长江水系鱼类的频繁灭绝，带来的连锁经济利益损失，绝对要大于长江开发水电所带来的那点利润。澜沧江修建漫湾、小湾、景洪等电站对河流下游生态系统的伤害，绝对要高过这几座水电站带给人们的福利。而黄河由于水利兴修过度而导致下游频繁地断流，海河由于上游水利工程兴建过多而导致河流过早丧失了纳污能力，实际上都早给足了人类警戒和提醒。即使是我们充满信心的三峡电站，如今正面临过去诸多根本没有预料的环境问题，有一些，可能根本就不是三峡总公司有能力解决的。

因此，对一些涉及重大利益的项目，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商讨，充分考虑人类多方的利益，充分考量自然界的利益，充分估计开发的风险，充分想像开发后的困境，其实是对开发主持者最大的帮助。换句话说，环保人士呕心沥血的奔波，直接受益方其实是水电集团。那种一味以为“发电利益”高于一切的人，那种相信“野蛮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人，才是发电集团的掘墓人，才是中国水电事业未来发展的真正阻力。

何况，在这个世界上，经济发展的方式有无数种，如果仅仅某个地方不让开发水电，就以为丧失了所有的发展之路，未免也太低估人类的智慧；同样，在这个世界上，发展经济的真正主体一向都是当地人，那种以为缺乏了外来项目的驱动，当地人就永远不可能蓬勃生长，未免太低估当地人的发展才华了。（2009.8.9）

14、醒来，向着绿色前进

来源:南方周末2009-09-30曹海东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565

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家、商人、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共识，他们将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转型

34岁的彭小峰几乎一直待在“空中”。最近他又赶往德国汉堡，参加一年一度的光伏太阳能展览会。见客户、签订单，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他的手销往国外。

在过去的几年内，他和数千企业家分享了这个急剧增长的市场——中国生产了全球40%的光伏产品、超过50%的太阳能热水器以及组装了70%的世界风电设备。

不同于父辈蜗牛般的财富积累速度，这个腼腆的小伙子不到三年就成为中国新能源首富，身价家一度高达400亿元。这相当于他老家江西吉安市2008年财政收入的8倍。

现在，在偏僻的江西新余市，彭小峰指挥着一万多名员工生产光伏太阳能产品。他骄傲地说，婴儿最容易做梦，我们就要做成光伏行业的领袖公司。

这种创富神话的背后是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飞速增长，即使在去年全球经济最不景气之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还是增长了18%。“目前，中国绿色思维、绿色产业已进入根本变革时代。”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判断。9月，她在大连参加2009夏季达沃斯年会时发现，80％的会议主题涉及到绿色、能源、气候变化。

中国正在成为这场绿色经济大戏的主角。这场大戏从开幕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30年前，中国就已登上世界环保舞台，但真正成为主角那是新世纪的事情。

在这期间，中国人第一次如此热切地关注自己生存的环境，他们“散步”抗议PX工程；他们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环境维权；他们倡议骑自行车出行；他们去超市买电器仔细看清能效标识，甚至不忘给自己预备一个时尚的环保购物袋。

无数的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生活正在被这股潮流改变。当然，还包括那个十几年前曾在江西吉安外贸公司担任业务员的彭小峰。

少数人的权力

1970年代国家环境保护小组负责的是没人愿意管理的 “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有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他们戏说自己就是“三废”。

至少在30年前，环保、绿色在中国还只是一个神秘的事物。当《寂静的春天》这本描述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小册子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出版的时候，出版社还不忘在书籍的前几页加上“批判”序言。尽管如此，它却让很多人激动不已。

国家林业局的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至今记得，当他打开《寂静的春天》的时候，首先就用订书机订上了前几页批判的序言。这个曾经服从国家分配的小伙子第一次觉得他应该离开林业局——林业局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砍伐天然林。“清澈的露水河没几年就像小黄河一样。”

然而，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还没有人意识到环保，“人人脸上流露的表情是渴望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1984年第一次来北京的世界自然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Deborah　Seligsohn回忆道。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00多美元，28年后的2008年超过了3000美元。

57岁的刘约翰在中美建交第一年就来到中国。当第一次在北京郊区，刘约翰看见有人在烧汽车蓄电池来获取里面的金属时“非常震惊”，因为这会释放出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慢慢我发现，中国民众总觉得环境保护是政府的责任，与他们无关。”满脸络腮胡子的刘约翰摊开双手，无奈地耸耸肩。

尽管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只是当时环保局负责的是没人愿意管理的“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有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他们戏说自己就是‘三废’。”国家环保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

作为市场经济宠儿的企业更没有积极性。20年前，当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走到龚木全砖场的接待室的时候，龚木全只能疑惑地听着老外们谈论的那些奇怪的名词——节能降耗、温室气体排放。“砖场还有气体？”龚木全，这位四川省的制砖老板充满了疑惑。上世纪80年代，在乡镇企业办工作的龚木全，挽救了他们村濒临倒闭的砖场。

现在，这位大老粗正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挥舞着手臂给记者讲述着什么是温室气体减排。他的企业1998年被农业部确定为首批温室气体减排的示范砖瓦企业。

没有人能理解那一代人的苦闷。沈孝辉发现即使在自然保护区管理司、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都难觅知音。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也曾在回忆文章中说，直到“2001年，我在一次论坛上还非常起劲地论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

环保组织VS政府

一位国家高层认为怒江修建水坝之事当时还在政府讨论阶段，“为何事先通报媒体”，组织座谈会的环保总局官员由此坐了三个月冷板凳。

1999年元旦，当影视红星刘晓庆在北京街头捡垃圾的新闻登上媒体时，沈孝辉以公务员身份加入了民间环保组织。和刘晓庆一样，当时他能做的只有“老三样”——观鸟、种树、捡垃圾。

对于早期的中国环保NGO来说，公众能够参与的内容很少。不过，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让分散的精英得以集中起来。从1994年“自然之友”成立至今，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超过了3500家。

中国环保NGO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促使政府倾听民间意见发轫于2001年。当时京密引水渠昆玉段治理，采用的方法是在河岸河底铺设水泥、石头，不再用土壤治理。这引发了大批学者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反对。

当年3月，京城三大环保NGO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联合向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水利局、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政府等部门发出邀请，要求开听证会。而政府部门认为听证会只能政府开，最终冠以“对话会”。

“本来双方准备充分沟通，结果一位与会领导斥之为有组织的非政府会，最终不欢而散。”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回忆说。尽管如此，这却开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质询政府决策的先河。

两年后，当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式实施的时候，倡导公众参与的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这场会议的正反双方剑拔弩张，不久就拉开了至今未决的怒江建坝反对浪潮。

由于个性官员的强力推行，这也是中国NGO、媒体第一次正式介入国家职能部门的研讨会，而且是在一项工程未决之前。

事后，一位国家高层认为怒江修建水坝之事当时还在政府讨论阶段，“为何事先通报媒体”，组织该座谈会的环保总局官员由此坐了三个月冷板凳。

这次交手最终以环保总局偃旗息鼓作罢，但是民间环保组织却通过上书、考察、签名，利用名人效应等诸多方法，促使国家高层于2004年做出暂缓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批示。

事实证明，怒江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环保组织已从最早的环境教育步入到影响政府决策的阶段。

汪永晨说，中国民间环保NGO之所以能够和政府最终合作，成为监督政府决策的力量，源于中国NGO早期由众多媒体记者组成。清华大学的研究学者邓国胜将此总结为“媒体NGO化”。

正是NGO和环保局的天然盟友关系，此后环保局在媒体、NGO等各方支持下，相继开展系列环评风暴。

启蒙结束，博弈开始

“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措施。

如今，环保部的官员喜欢拿越变越大的公章证明中国环境保护在二十年内的变化。

最早环保局属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一个司局的时候，公章没有国徽图案，到了国家环保局之时，虽然公章没变大，但有了国徽，随后环保总局、环保部几次机构变化，“每次变大几毫米”，一位环保部官员笑着用手比划着公章大小。

公章是变大了，但环保部的实质权力并未随之变大。

今年6月，环保部决定暂停审批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这也是环保部升格为部之后的首次环评风暴。

在此之前的四年间，国家环保总局刮起数次环评风暴。第一次环评风暴期间，56家环保组织还联名声援寄予厚望的国家环保总局。

最终事实证明，大量的项目都已补票通过。“中国环境的观念启蒙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正式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潘岳曾如此总结环评风暴只打雷不下雨。

美国洛基山研究所主席Amory　B　Lovins　在一次中美气候峰会中曾以赞许的语气说，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持续24　年（直到2001　年）中每年降低能耗强度超过5%　的国家，并且也是惟一一个将能效纳入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

然而，进入2000年之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迅速重工业化，尤其中国如同一条饥饿的巨龙吞噬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支撑着这条巨龙的蹒跚前进。

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在山西、陕西采访期间，煤尘扑面而来，火光冲天。在卫星图片上，晋陕蒙交界之处竟然被黑压压的云团笼罩。

如同二战之后美国等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进而引发环境运动高潮一样，中国的环境危机也在此时进入高发期。

多次考察长江水污染的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曾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每分钟就有3吨污水排放长江，而每年排入的长江污水高达260亿吨。

章琦说，长江沿岸主要集中的行业有钢铁、造纸、化工等，这些企业正是瞅准了排污方便、用水方便、运输方便，而本来应该监管的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已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为了遏制恶化的环境状况，这些掌握国际理念的环保局官员强力让火力发电厂加装脱硫设备，但是电厂却说要增加1/3甚至一半的投资，最终只好让电厂预留加装脱硫装置的位置。曾经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初始，环保总局意欲征收2元，最终妥协的结果是2毛。

“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措施。

该官员说，每次通过与环境相关的法律之时，都要耗时耗力，最后各种棱角都被磨没了，而到了条例通过之时，更是“刺刀见红”。

绿色成为行动

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

怒江事件一年之后，国家环保总局为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举行公众听证会。事后，一位环保总局的官员向记者感慨说，环评司就几个人，其他工作都放下了，才准备了一次圆明园听证会。

尽管如此，这却是中国至今惟一的国家级环保听证会。原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认为，圆明园听证会“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把听证会展示给大家看，公众第一次真实地参与到了环境决策中”。

除此之外，解振华任期内的环保总局设置了环境使者、环境特使等诸多公众参与内容，虽然“每年就是聚在一起吃一顿饭”，但是却开启了“沟通之门”。

厦门PX事件中，学者、厦门市民通过特有的方式维护了生存的环境权益。之后，各地的环境维权事件层出不穷。

按照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理论，当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间时，环境状况就可能好转。中国似乎离此目标还很遥远。

不过，环保在中国目前已经从一个先锋话题逐渐演变成一个公众话题：在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开发商会打出山水环绕、绿树成荫的广告，在建材市场，精明的商家会不断推荐各种环保家具、建材。

不仅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注意生存的环境，在政府的推动下，就连那些大山里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

9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的刘约翰在其工作室为记者播放了他拍摄的黄土高原的纪录片。镜头落在1995年陕西延安附近的一座小县城。那时连绵不断、沟壑叠生的黄土高坡一眼望去，只有黄色一种颜色，绿色只是一种奢望。太阳暴晒下的黄土高坡上，一位皱纹满面的老农惆怅地抽着旱烟。

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是，当地政府号召大家退耕还林的时候，一位年纪大的村民发怒道：“种什么树？我现在的粮食都不够吃了，还不让我种地？都种树了，那到时候我的孙子吃什么？”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此后6年间，刘约翰不断跟踪拍摄这个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为了保护生态，世界银行和政府帮助农户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圈养和饲料喂养，还给退耕还林的农民开工资。项目开始的第一年，“草地开始恢复，树木开始发芽”。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土地的产出也提高了10倍，村民的收入大大提高。

绿色成为生意

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

如果评选2009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恐怕没有人会对“气候变化”持有异议。一个上万公里之外的城市哥本哈根牵动着北京所有的论坛的神经。

中国学者、官员赶场式参加京城各种气候、低碳论坛，第二天他们的发言就会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之上。他们的表态成为外界窥探中国气候变化谈判态度的风向标。

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主办方发动参会人员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祝福，然后粘贴在一张岩石裸露的图片上，最后呈现出一幅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麓照片。此举引来一阵阵掌声。

一位从事气候报道多年的媒体人士感慨说，四年前，当他们找这些学者的时候，他们摇摇头，甚至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话题。

最近十年，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政府报告的核心主题。政府也从早期的关注治水扩展到循环经济、生态文明；从早期的给予小额资金支持，到开始动用财税等杠杆手段；从早期的温和鼓励到设立强制目标。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其中，环境保护、节能两项在2007年之后的频率提及更高。

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隐忧。“什么东西能带来变化，只有恐惧。”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现在政府不仅是玩一个国际游戏，而且是为未来考虑。”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经济实验场。

和很多外资投资者一样，两年前，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也将自己的办公地址选择在了繁华的北京。他们说，新能源、新技术、能效、水污染、固体废物处理等正在成为外资青睐的内容。

就在四年前，原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陈家强第一次给国外投资者讲述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时，投资者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政府能给企业什么优惠、中国市场发展前景此类的宏大问题。这些问题曾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关注的重点。

四年之后，当陈家强再在各种风能、太阳能论坛上遇到这些投资者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早期关注“如何参与”转到了“发展遇到的瓶颈是什么，未来的走向”等更为细微的问题。“这就是这个行业两三年以来发生的惊人变化。”陈家强说。

这种变化的体验不只发生在陈家强一人身上。

过去的几年内，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程裕富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给投资者介绍中国的新能源项目。这位服务于国内一家低碳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目前，国外大的投资机构基本都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机构，基金进入中国的方式更是多样。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技术入股和市场入股都是外资进入中国新能源市场的重要的途径。

这些资金、技术以及政府的各项扶持政策正在启动中国这一庞大的绿色经济市场。如同上一轮的互联网引发的革命一样，新的创富故事正在中国上演。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43岁的王传福率领团队挑战世界难题。比亚迪的电动汽车项目冉冉升起，就连巴菲特都对它青睐有加。在偏僻的江西新余，被新余市委书记感慨比自己儿子还要小的“70后”的彭小峰成了中国大陆的新能源首富。一位名为陈志武的耶鲁大学教授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46岁的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比乾隆皇帝还要富裕。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也开始争做低碳城市。它们意图使自己的城市变得绿色起来。有些城市甚至开始试验放弃对官员的GDP考核。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各种力量已经不约而同向同一个方向——绿色的方向前进，它们将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转型。（周嵘、本报记者徐楠、袁瑛对本文亦有贡献）

15、重庆万州林木遭严重盗伐 利益驱使木材黑市兴盛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10月09日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0158170.html

　　记者日前接到投诉称，近年来，重庆市万州区盗伐林木活动异常猖獗，从砍伐、收购到运输、交易直至加工制造，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链条。这个庞大的网络造就了大批富翁，而背后是每年数以万计的树木被非法砍伐。

　　去年8月19日，重庆市曾召开历史上规格最高的林业工作会——重庆森林工程大会。会议发出进军大山、营造森林的总动员令，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开发致富之山，打造宜居之城”，把重庆建设成为“森林重庆”。“森林重庆”工程将是一个投入以百亿元计的宏大手笔，这个“动员令”被广泛称作“重庆绿色宣言”，被认为传递出一个老工业城市的生态发展之梦。

　　如今，“重庆绿色宣言”言犹在耳，举报人“树木被批量盗伐”的举报是否属实？今年2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曾深入万州林地展开调查，发现举报基本属实。为慎重，国庆长假期间，记者再度奔赴万州，跋山涉水实地调查。

　　一平方公里内有尚未运走的百节树干

　　举报人称，万州区多数乡镇存在严重的盗伐现象，记者选择走马镇实地调查。

　　10月1日，记者赶赴该镇。次日，乘坐摩的到达当地居民进入鱼背山水库的码头——石夹子(音)。鱼背山水库是为了修建鱼背山电站拦截泗涉河所形成的大型水库，泗涉河是长江的支流之一。

　　知情人透露，为了保护生态，该水库周边林地山脊以内区域属于禁伐区。但一进入该区域，砍伐迹象便随处可见，记者下摩托车时，发现5名工人正汗流浃背地将数十节锯成两米长的松木从“鱼库1号”机动船装载到一辆牌照为渝F02832的大卡车上。

　　根据锯口的新鲜程度判断，这批木材应该是在一周内被砍伐的。

　　记者以准备在附近修建木材加工厂、需实地考察可开发的木材资源情况为由，与卡车司机攀谈起来。点燃记者递过去的香烟，司机说，这些年，当地砍伐得比较凶，20厘米(指底端直径)尤其是25厘米以上的大树已经不多了，但“20厘米左右的还是有的”。

　　装载完毕，司机指挥着工人小心翼翼地扎拉好篷布，将满满一车散发出淡淡松节油气味的松木掩得严严实实，随即，鸣响喇叭，带着马达的低沉轰鸣绝尘而去。

　　随后，记者租用一条机动小船，深入库区内部。

　　记者向李姓船工询问，水库一带还有没有好的木材？他意味深长地看着记者：“你能出啥子价嘛？”

　　“看木料的质量，每个立方100到150元。”记者报出一个“内行”的价格。

　　“这些年砍得凶，但还是有的。”

　　明显熟稔行情的船工告诉记者，经营木材利润空间很大，一个方怎么说也要赚一两百元。

　　记者选择在一个地名为“麻细湾(音)”的小山坳上山，刚下船，就看到水库边12节被锯成两米长的油松。

　　这些松树的鳞皮已被蹭掉，显然是被人从山上直接滑下来的，山体被冲出了一条目测宽约4米的光溜溜的大槽，大槽两边，随处是新鲜松树的鳞皮，寸草不生的大槽在两边郁郁葱葱的林地对照下，分外扎眼。

　　沿着大槽旁杂草丛生的山路，记者步行入山。近3小时的行走中，不时发现横七竖八的松树树干。一棵被砍了一半但尚未彻底砍断的松树松针依旧苍翠，在一株直径为31厘米的树桩上，记者发现了3只蚂蚁的尸体，显然，它们是爬上树桩后，被松脂黏住无法挣脱，直至丧命。记者用手一摸，树桩新鲜溢出的油脂依然黏手，其年轮超过30。

　　山乡人烟稀少，刚收割完的冬水田已干涸，地里枯死的玉米杆儿在风中瑟瑟抖动，蟋蟀的鸣噪和远方黄牛的哞哞叫声让山林更显空旷。稻草人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的大树桩及干枯的枝桠与山林的恬静安宁很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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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造纸厂家拒收 月饼礼盒回收成"鸡肋"

来源：新华网2009年10月0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156352.html

　　每年生产月饼礼盒要消耗4000到6000棵树———

　　中秋一过，月饼礼盒成“鸡肋”。昨天，记者在各个小区垃圾回收点探访时了解到，月饼礼盒因为分解难、上游造纸厂家不爱要而遭遇回收困难。部分商家建议，政府应该出台鼓励环保企业的措施。

　　■造纸厂家拒收

　　月饼礼盒成“鸡肋”

　　昨天，家住方庄的王大爷将家中的旧报纸和3个月饼礼盒送到小区废品回收点，摊主爽快地称了报纸就要给钱，王大爷急忙提醒：“3个月饼礼盒钱还没算！”摊主回答，只要报纸，月饼礼盒不要，可以再拿回家。考虑家中已经有月饼盒改成了杂物盒，拿回家也没地方放，王大爷只能把礼盒白给了废品回收摊主。

　　摊主告诉记者，因为月饼礼盒中还含有金属、泡沫塑料等其他成分，给上游的造纸厂家分解造成困难，同时提高了成本，所以厂家都不愿意要，他们回收了不但变不成钱，反而增加了麻烦，也就拒绝回收。在富贵园一带，一位大妈和废品回收摊主磨了半天才在卖了15斤旧报纸的前提下，摊主每个出5角钱收了她的两个月饼礼盒。

　　昨天，记者从北京环卫集团了解到，这几天，集团回收的垃圾中月饼礼盒明显增多，仅马家楼垃圾转运站每天的月饼礼盒就有数百个。

　　京城著名清真糕点企业、北京祥聚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月饼盒属于一次性消费品，从食品卫生的角度考虑，今年的月饼盒不可能收回来明年再用，而同时，月饼盒在售出、回收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破损、污渍很难去掉，每盒月饼也会在盒子上标注食品的配料、保质期等，因此，月饼盒回收明年再用几乎不可能，这就是月饼礼盒无法再派用场的原因。

　　■环保专家呼吁

　　礼盒包装要透明化

　　附塑料膜纸的印花包装袋、大纸盒、塑料托、小纸盒、食品塑料包装纸……一盒月饼从里到外的包装太浪费了！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著名环保专家董金狮表示，打开月饼礼盒通常是看不到月饼的，先是塑料托上面有个小纸盒，里面装的月饼还有一层塑料膜，即便是按照国标设计生产的包装盒也有“减肥”空间。

　　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月饼市场销售额约110亿元，纸质礼盒用量约1亿只，按每生产1000万只纸制月饼盒要消耗400-600棵直径10厘米的树计算，那么每年生产礼盒消耗的树木达4000-6000棵。

　　“我们吃的是月饼，不是盒子，”董金狮说，“依我看塑料托、小纸盒都是完全可以抛弃的东西，月饼礼盒应该推崇‘透明化’，打开见到的就是月饼。”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委高工王维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目前的垃圾处理条件下，处理月饼礼盒最好的办法是控制源头，尽量减少豪华包装，多生产简装月饼，并建立环保回收体系。

17、强化规划环评的科技支撑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10-09 曹俊

http://www.cenews.com.cn/xwzx/zhxw/qt/200910/t20091009_623436.html

　　在实践操作中应如何遵循《条例》要求，更好地贯彻实施《条例》？本报记者对井文涌教授进行了采访。

　　编制内容的明确为实践指明了方向

　　井文涌认为，《条例》对规划环评的编制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定，这对规划环评的实践操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条例》明确规定了规划环评的编制要把握3个方面:对相关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可能对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间以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间的关系。这就为规划环评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是对实践最关键的指导。”井文涌说，“相关规定突出了规划环评应关注环境问题的宏观性、整体性、战略性和长远性，今后所有规划环评必须遵循《条例》规定的评价内容，这就规范了实践操作，并为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参与过不少建设项目环评和规划环评的评审，明显地感觉到以往的一些规划环评难以脱离建设项目环评的影子，不少规划环评仅局限于对水、气、声等的简单量化评价，只是将建设项目的环评模式简单套用到规划环评中，并未从规划或决策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现状及其相互间的协调程度来进行综合评价，在评价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井文涌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条例》要求对人体健康开展评价，以往的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关注健康问题。在当前我国环境污染事故的多发期，这项规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实践中必须特别重视。”井文涌很欣慰地说。

　　井文涌强调说:“对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之间以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即权衡利弊，在当前提倡科学发展、推进绿色经济的形势下，尤为重要。在发展和规划中权衡利弊是非常关键的，规划不产生影响是不可能的，但在规划时充分论证，就能在发展中予以控制，这也是科学发展的要义。”

　　急需为规划环评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据井文涌介绍，我国近几年不少从事规划环评研究的科研机构和学者转向承担具体项目，规划环评的理论方法研究相对滞后，难以满足目前大力推进的实践需求。

　　“《条例》要求的3方面内容的评价方法在我国是相对薄弱的，尤其是如何对健康的长远影响进行评价和利益权衡。若不能拿出科学的方法，那么规划环评可能难以摆脱建设项目环评的套路。”井文涌对目前的规划环评科研领域表现出担忧，“急需为规划环评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他建议，国家应该加强规划环评的科技支撑，加强规划环评的理论、方法和监测手段的科学研究，并应及时总结前几年的试点经验，以尽快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从前几年我国的试点实践来看，试点探索是不错的方法。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规划开展试点，目前也是好办法。”井文涌建议。

　　《条例》规定，环评文件由规划编制机关编制或委托环评技术机构编制。“由此可见，规划环评编制存在内部编制和外部编制两种方式。”井文涌对此表示担心，“规划编制机关熟悉本行业或产业的技术情况，有其优势，但可能难以避免评价有失偏颇的现象。最好请具备规划环评资质的单位与规划编制机关以及相关行业、产业专家组成综合评价小组来开展工作，这样一来，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基本能得到保障。”

　　参与综合决策很好的切入点

　　“《条例》标志着环保决策和综合决策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井文涌说，“以前，环保部门是站在各行业、各部门的门外进行监督，监督较困难；现在环保部门能迈进各部门、各行业的大门内从源头上开始监管，规划环评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井文涌认为，环保部门通过规划环评参与综合决策可以体现在3个方面:发展质量协调性中的作用、发展格局的合理性布局和发展要素的协调性稳定，“规划环评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作用不可低估。”

　　“《条例》已颁布实施，接下来，环保部门应该积极争取各部门的配合，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井文涌说:“比如综合规划的环评审查，就由政府组织，规划审批部门和环保部门综合参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方式。”

《条例》要求，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规划实施后，规划编制机关应当及时组织跟踪评价。井文涌认为，跟踪评价的规定很好，只是“对环境有重大影响”难以界定，公众参与在这方面可能会发挥更大作用。“公众参与应成为执行《条例》的重要手段，环保部门应广泛发动公众力量，开展规划环评的跟踪评价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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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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